论“非法传销活动”罪刑规制与法律适用.docVIP

论“非法传销活动”罪刑规制与法律适用 　　【摘要】 非法传销活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愈演愈烈,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诈骗型非法传销行为得到单列化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罪”为罪名,标志着刑法对非法传销行为的调整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传销行为的批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修正案之间对传销的定义出现了偏差,有必要廓清两者的适用层面,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对非法传销行为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 非法传销;罪刑规制;组织、领导传销罪 　　 　　 　　一、非法传销的概念和法律法规定性 　　2005年8月23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传销的概念进行了明确,从而结束了理论界与社会公众对传销、直销与非法传销等词语混淆不解的状态,其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谋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直销作为一种正当的店铺交易方式,也首次在法规中得到明晰规定。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但是,法规规定的直销概念是狭义的直销,即单层次直销,不包括多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在我国仍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直销概念有所差异。多层次直销行为以团队计酬为主要表现形式,且基本构造与“金字塔销售”的传销行为大致相同,容易造成混淆,不易规制,加之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等监管配套设施仍不完善,将多层次直销的经营方式予以合法化将严重弱化对传销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条例,“拉人头”、“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收取会费”三种方式被视为传销行为。从中可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非法传销行为包括两类:一种是多层次直销,被法律法规禁止的以经营为目的的非法传销;一种是诈取新加入成员入门费,人头费为目的的非法传销。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准确的法律法规定性,是有效打击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先决条件,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 　　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以前的几年里,对于触犯刑法的非法传销行为均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是,对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与经营行为本身进行分析,可知非法传销行为适用此罪有许多不适宜与矛盾之处:首先拉人头、收取会费等诈财型非法传销行为既没有商品也没有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或者收取的入门费与人头费严重超过商品及服务的本身价值,没有实际上的“经营活动”甚至“非法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其次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一单一的客体。而拉人头、收会费的传销行为很少有真正商品的买卖,即使存在,转卖物品也不是犯罪人的真实目的。传销活动中的商品仅仅是逃避打击的掩护,传销分子的最终目的在于诈取组织成员的钱财,侵犯的是公民的财产所有权,这与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具有明显的不同。再次罪刑法定原则之重要性与法律抽象之合理性在一定情况下存在冲突,两者出现矛盾时应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非法经营罪虽然有兜底条款作为其扩大适用的依据,但是刑法条文本身具有结构的统一、整体性。一个合理的罪名是一罪本质特征的反映,是对罪状内容的高度概括。非法经营行为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经营行为,与市场交易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根据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兜底条款的内容应与前述内容有本质上的一致,即非法经营性。由此,把并无经营内容的诈财型传销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是不合理的。 　　《刑法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非法传销活动进行了明确的单列规定,作为第224条之一,而并非在225条之下,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用意。作为合同诈骗罪条文之一的组织、领导传销罪在本质上与合同诈骗罪相同,不仅侵犯了经济秩序而且还对公私财产权造成侵害。两者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都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类犯罪的手段,且都骗取了财物。 　　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分析 　　(一)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构成特征 　　1.主体方面。此罪的主体规定特殊,仅仅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才是犯罪主体。首先本着“惩主育从”的司法原则作为立法旨意。传销行为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群体性活动,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在非法传销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倡导、发起、策划并且领导非法传销组织的人员。一般的参与者都是经过彻底的“洗脑”,在一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而成为害人者,其既是被害者又是害人者,具有双重身份。其次传销活动是一种机制性的层层压榨式诈骗活动,传销组织中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曾是不自愿、被欺骗而进入组织的受害者,一旦加入传销组织,便不得不成为诈骗组织的一部分,其不断发展下线导致更多的人加入传销组织。只有那些发起者、策划者与幕后操纵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