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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珠三角经济“引致发展” 　　本着解决问题之宗旨,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利用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厘清这类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实质性内涵以及约束条件,唯此,才能负责任地予以判断“腾笼换乌”战略是否合理,也唯此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措施以及突破约束条件的对策。 　　 　　“腾笼换鸟”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鼓励型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一些外部条件变化,中国的加工贸易优势正在不断弱化,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发展模式面临转型升级压力。2005年广东省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希望借此推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模式转换。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转型升级的努力受阻。随着今年世界经济逐步复苏,经济增长与发展渐趋正轨,珠三角地区以何种模式转型与发展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腾笼换鸟”战略自提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在这场至今未有定论的纷争中,主流呼声却以否定居多。在学术界,持否定意见的重量级人物,当属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他曾表示:　“我并不认为腾笼换鸟是好的做法,但延伸是必须要延伸的。”(《南方周末》,2010年6月8日)。而在政界,位于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高层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即代表省委所倾向的“主张派”和代表省政府所倾向的“审慎派”。争议之声频频见诸于报刊头条或网络首页,参与讨论者各执其词,不亦乐乎。其中最高调的质疑,当属《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5日的经济时评,该评论直击“腾笼换鸟”战略:　“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躁,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腾笼换鸟”的“主张派”用证实性、科学化的研究报告对其主张加以有力支持,也没有看出《人民日报》对“腾笼换鸟”质疑的理据。 　　对此支持赞成也好、反对质疑也罢,都不应仅仅从现象表层去看,更不宜以纯粹思辨的方式评判其泾渭,本着解决问题之宗旨,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利用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厘清这类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实质性内涵以及约束条件,唯此,才能负责???地予以判断“腾笼换鸟”战略是否合理,也唯此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措施以及突破约束条件的对策。 　　笔者曾创立“飞机一牛仔裤模型”　(韩忠亮,《新经济导刊》2009年第4期),分析、解释天津滨海新区的比较优势与引致增长战略。下文将沿用这一模型分析珠三角地区发展战略的实质、问题以及战略转换的关键要素。笔者认为珠三角地区发展战略转换的关键因素在于改变一味依赖初级要素优势的状况,加速提升高级要素禀赋,唯此才能走出国际贸易的困境,实现增长模式转型。　“腾笼换鸟”正是珠三角地区主动提升要素禀赋、实现模式转换的一种“引致发展”战略。它固然会带来中小企业倒闭、低端人才大量失业的负面效应,但此负面效应并非不可克服。 　　 　　珠三角地区发展战略转换之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走的是外向型道路,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取得了巨大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出口规模迅猛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2)扩大就业;　(3)拉伸GDP,尤其为广东经济的乘数增长充当了第一推动力;(4)更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转变了中国30年封闭自守的观念,真正使中国市场经济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中国当代改革先行者习仲勋“要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起源的最大贡献。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公开向中央“要权”:如果中央能给点权的话,　“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广东请求中央在深圳等地划出一部分区域实行单独管理,给些特殊政策,　“自主权大一些,作为华侨回来投资办厂的地方,可以叫做‘贸易合作区’”。后来,邓小平批准了这一“经济特区”。 　　正是邓小平和习仲勋的创新性思想指引,才有了珠三角地区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及外向型战略带来的丰硕成果。但是,珠三角的这种外向战略在获得丰硕成果之余,也带来贸易条件恶化、巨额顺差、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社会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而被迫进入战略转换的新历史时点。这应该是战略发动者始料未及的。 　　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新战略对于成功转型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抓住战略转换之忧,即正确认识旧有战略、模式的问题或症结,准确把握战略转换的核心问题,进而针对性地突破障碍、解决问题。 　　根据贸易理论,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本身并无不妥。正如众所周知的“用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都划算”一样,表面看上去,中美双方各自发挥了比较优势,两国均受益。但是,这种贸易收益只是静态的,只限于贸易本身对一国福利的影响,而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绝非如此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