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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私人”现代性梳理 　　 [摘要] 《上海摩登》一书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为背景,描述了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出了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命题。其中,既包含了详实的史料和学理论证,也包含了作者寄予上海的特殊情感。因此,这份“私人”是由作者和这座城市所共同分享的。这份共享的“私人”既表达了作者所希望建立起的不同于以往的都市批评范式,又传达了他自身对摩登都市文化心态的探究。 　　[关键词] 现代性 都市文化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都市现代性研究的前提 　　《上海摩登》一书之所以不同凡响,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李欧梵在书中展示了很高的都市文化品味,这种品味不同于长久以来中国文学主流历史中乡土文学所展现的世界,因而激起了人们对都市的好奇、向往与探究。 　　李欧梵在对新都市文化进行梳理时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写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专属上海的都市美学,这份专属上海的“私人”气质将与传统的乡土型的道德评论大异其趣。因此,在书的布局和写法上,李欧梵也运用了不同于传统的评论方法。都市文学可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它侧重关注那些表现大都市的作品,体现大都市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以往的乡土文学所不能企及的。对都市的理解不能脱离都市与乡土的分离和对立,这两者间的矛盾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关系,又是构成人类精神生活内在冲突的重要元素。李欧梵聪明地将都市植根于都市自身,省去了不必要的比较和猜测,为其后文中都市现代性的研究提供了实在的土壤。 　　现代性是一个很宽泛、且带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的学术源流中,“现代”是指与过去相对立的时间概念,在十九世纪它已经获得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现代性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发展产物,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代名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作为美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是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历史主义的前卫思潮。因为现代主义对人类历史的绝望感,对外在世界失去了兴趣,进而转入艺术的世界寻求心灵上的现实。在书中第二部分,李欧梵所列举的诸如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创作的“新感觉派”小说,写的就都是浸淫在都市场景和都市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对??活的反叛、焦躁和怀疑。李欧梵把这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消费文化最生动体现的文本来对待,在其中,他看到的是上海早期现代性蓬勃旺盛的欲望和活力。由此,李欧梵也完成了从都市到都市文学的过渡,他还原了一部属于上海都市的完整历史,并站在它的肩头,守望着他对现代性的执着探求。 　　二、“私人”的都市现代性研究 　　《上海摩登》中对上海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性问题的考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物质现代性,即上海作为租界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它的特征是上海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发展和摩天大楼、百货大楼、舞厅、跑马场等现代化都市形象的确立;第二个方面,可以称为“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和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一批自觉的实践者或曰实验者――“都市现代派”的产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在上海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有效性? 　　在对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做出属于上海的都市注释时,李欧梵再一次显示了他狐狸式的学者作风。他注意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论述波德莱尔对巴黎“游手好闲者的注视”以及“游手好闲者”中包含的悖论,即一个现代艺术家所要反抗的环境是他提供生存的地方。但是这条悖论并不能在“东方巴黎”上海的身上得到原封不动的吻合与挪移。李欧梵注意到,上海的摩登作家“似乎很沉醉于都市的声光化电而不能作出超然的反思”,而相对于塞图(Certeau)“漫游”传统的丰富性,“上海的作家和居民做了上述的一切,但并没有提炼出漫步的艺术。他们只是在日常活动中,穿过城市空间”。由此可见,李欧梵的理论挪用显然顾及到了语境的对应性。同样,李欧梵在借用麻特#8226;卡林奈斯库(Matai Calinescu)的关于颓废的精妙论述,指向上海作家、文本中的颓废和浮纨时,显然也是对症下药,彰显了适可而止的针对性。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分析现代中国语境,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因为线性发展的现代性观念一直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他们还不曾体会到发展的恶果。”而他有机借用霍米#8226;巴巴(Homi K. Bhabha)、爱德华#8226;萨伊德(Edward Said)的新新理论时也同样显现了他搭建理论架构时的开放视野及谨慎姿态。但这种谨慎也不免给人点到即止、欲言又止的感觉。但或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欧梵写《上海摩登》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书后暗含的是一个在他而言十分自觉的选择――当时整个中国根本不把都市文化放在眼里,他的立意是重新恢复上海的都市文化。 　　李欧梵对于上海现代性的研究恰恰也是因为对先前研究的乡村型范式对城市的偏见(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