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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李鸿章》传；旧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邱丹丹，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155－06　收稿日期：2011－10－15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同时，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笔耕不辍，特别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和理论，更是鲜明地构成了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史学家的特点。根据《饮冰室合集》作初步统计，梁启超写过的传记文章多达85篇，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开始，其传记文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经他笔下还原出来的历史人物既有入木三分、深入血脉的理解，又有惺惺相惜的同情。其中，以1901年在李鸿章去世两个月之后便成文的《李鸿章》传为转折点，梁启超的笔风、文风前后截然不同，而此时也正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故本文旨在尝试探讨从《李鸿章》传中所体现出来的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思想。 　　一、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是新旧交替、中西合璧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呼风唤雨之势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学界观点始终不尽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最早酝酿于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成熟于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期间，即三阶段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史学思想以1918―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即两阶段说。但两阶段说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学者汪荣祖在2004年曾引用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的理论，将新史学思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划为第一阶段，民国以后划为第二阶段。事实上，基于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感情，梁启超的思想一直是“善变”的，倘若从“变”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旅欧为界很明显可以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其爱国的情感，所以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基础之上――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开拓者，在从政治救国向学术救国的转变中，他开始批判封建旧史学，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和体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果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终结者，那么利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比较和批判，梁启超是第一人。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根源于他在现实中对救亡与维新思想的诉求和实践。早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同处东亚、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他向往着英、美、日的改良方案，感慨“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看到，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是日本的文明史，这在日本的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明史家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促进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进化。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梁启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仍然带着满腔救国热情的梁启超辗转来到日本。初到日本他潜心学习日文，随着对日本文明史研究了解的深入，在日本史学风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之下，他越来越对中国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旧史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如他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最大”。(《新史学》，在戊戌变法的前后几年中，1900年是梁启超文章最少的一年，见之于报的仅《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自由书(二)》、《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四篇，这与他政治探索失败、流亡异乡初期的失落有关。但同样，初到日本时也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过渡时期，“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免除了在中国肯定会被强加上的各种限制和不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