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碑》看唐代敦煌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docVIP

从《大历碑》看唐代敦煌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对敦煌《大历碑》中反映的唐代敦煌的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敦煌陷蕃前，敦煌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的避讳制度；陷着后，不再避唐讳。至少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敦煌地区已经使用敦煌历，而非学者所认为的始于敦煌陷蕃后。 　　关键词：敦煌；《大历碑》；避讳；敦煌历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80一06 　　敦煌《大历碑》，全称为《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因此碑立于唐“大历十一年(776)”，故简称为《大历碑》，此碑现存于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南厢。此碑文刻于此碑之北向面，南向面为《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简称为《乾宁碑》。《大历碑》对于研究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的开凿及敦煌的历史有重要意义，故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此碑录文，最早见于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之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张维《陇右金石录》、蒋斧《沙州文录》、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均录其文。诸家录文中，以李永宁先生的录文最佳。此碑文还有几件抄件，见于敦煌文献P.3608、P.4640、s.6203。学界对该碑所涉及的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的营造、敦煌的李氏家族、敦煌陷蕃前的历史背景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学者注意到此碑所涉及的避讳与历日问题。本文拟对《大历碑》中的避讳及敦煌历的行用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祈盼斧正。 　　一避讳问题 　　因《大历碑》作于唐“大历十一年”，此时敦煌还未陷蕃，故与中原一样，还严格执行唐代的避讳制度。《大历碑》有两处避讳，一为“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之“景”，二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世(特缺中一笔)”。 　　(一)讳“丙”改景及时限 　　大历十一年为“丙辰年”，则“龙集景辰”中的“景”应为“丙”，系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晒讳而改。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0“旧书避唐讳”条载： 　　《旧书》避唐讳，凡“丙”皆作“景”，《新书》则不讳。近本《旧书》亦作“丙”者，因闻人氏原本系后人所改，惟《则天皇后纪》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周不避唐讳，故存之以著其实。 　　另河南省浚县千佛洞石窟第1窟龛56下方、龛58左侧，正书7行榜书发愿文云： 　　大唐永隆元年(680)岁次庚辰十二月壬寅朔十五日景辰，阐法寺僧大满年五十二，上为大一天皇天后敬造观世音像一区，普为法界众生，见存眷属七代先亡，有识含灵，俱出盖缠，咸登正觉。十二月为“壬寅朔”，则十五日正好为“丙辰”，则发愿文中的“十五日景辰”之“景”为避“丙”讳而改。武则天改唐为周为载初元年(690)，则发愿文作于唐高宗时期，严格执行了避讳制度。 　　又敦煌文献s.2423《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一卷》题记“景龙元年(707)岁次景午十二月廿三日三藏法师室末多(唐云妙惠，此四字为小字注)于崇福寺翻译”中“景午”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此题记亦严格执行了避讳制度。 　　《全唐文》卷913波仑《不空弱索陀罗尼经序》载： 　　……余虽愚暗劣，而慕法门，巡历两京，寻参善友，每念总持，如饥若渴。于大周圣历三年(700)岁次庚子三月庚戌朔七日景辰，幸得此经，如死再生……久视元年(700)八月景午朔十五日庚戌，勘会粗毕，则拟将进……恐时代迁远，闻者生疑，故述拙言，序之云尔。 　　“大周圣历三年”三月为“庚戌朔”，则七日正好为“丙辰”，则《序》文中的“景辰”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久视元年八月为“丙午朔”，《序》文中久视元年八月十五日为“庚戌”，则上推八月亦为“丙午朔”，则知《序》文中的“景午”之“景”亦为避“丙”讳而改。很明显，此《序》文作于大周久视元年，则王鸣盛所称“周不避唐讳”有误。 　　在陷蕃之前的吐鲁番地区，亦严格执行此项避讳制度。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10号墓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第7行有“口日景戌土成”第24行有“七日景戌土建”[6]75。此二处“景戌”实应为“丙戌”。 　　而北图位079(8418)《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卷末题记： 　　大蕃岁次丙辰(836)后三月庚午朔十 　　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菇努悟真记。 　　则知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地区不再实行唐代的避讳制度。 　　另据P.4660《梁僧政邈真赞》卷末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二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毕功记”、s.2113VC《行敦煌县慰(尉)兼管内部支计使御史中丞济北唐彦述(原题)》卷末题记“时唐乾宁三年丙辰岁(896)四月八日毕功记”、P.2876b《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卷末题记“天?三年(906)岁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写此经，流布沙州，一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