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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思想与流浪乞讨救助制度演进 　　摘要：流浪乞讨救助制度早在近代国家形成前即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从传统的济贫政策发展为保障人权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立宪主义的思想与制度对流浪乞讨者权利主体的变迁、西方流浪乞讨社会救助的沿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检视我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发展变化，与宪政国家建设密切相连。 　　关键词：立宪主义思想；社会救助制度；流浪乞讨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121－11 　　一、西方流浪乞讨社会救助的回顾 　　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济贫事业相关联。在宪政国家兴起前，教会和城邦是济贫事业的承担者，随近代国家的形成，国家权力才逐步取代教会的作用，产生由国家主导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流浪乞讨者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随国家形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一)早期至中世纪：从宽容到控制与隔离的济贫之路 　　有关帮助人的思想在西方早期的宗教著作中随处可见。“一些来源于犹太教传统的基本思想拓展了帮助全人类的内涵，这些基本思想包括：人性的弱点；通过服务人类来服务上帝的责任；人们对他人判断的不充分性；爱是至高无上的。”在宗教的教义中，社会最下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乞讨行为，有着宗教上的意义与价值，正是贫苦人的乞讨，提供了一般人布施的机会，使其得以通过善行来洗脱罪恶。 　　因此，在社会历史的早期乃至中世纪的初期，基于宗教思想对于人们施舍的责任与精神价值的提醒，教徒捐献食品、衣物、住所甚至钱币给教会，教会承担着照顾贫苦无依者的职责，宗教团体对穷人、乞讨者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救助和服务。当宗教主宰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下，穷人被认为是值得帮助的人，社会对贫穷和乞讨均采取宽容态度。 　　从14世纪起，由于人口渐增，潜在的贫穷人口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威胁，解决贫穷和乞讨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家权力逐渐进入原先由教会主导的济贫领域。当处理贫困问题不再是宗教领域的事，而是属于世俗权力之范畴时，国家承担了流浪乞讨者的管理与救助之责。 　　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作与自立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思想，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贫穷和乞讨不但不再为社会所容忍，反而被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甚至是一种犯罪。“对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来说，劳动是一种义务，游手好闲的状态成为一种轻罪，因此流浪者必须受到追捕。”社会对贫穷与行乞的态度逐渐由宽容转向控制与隔离，社会的济贫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一系列法令的出台意味着对流浪乞讨的蔑视和控制有了国家的强制力。例如，1349年英国出台的劳工条例中，乞讨不再被认为是值得同情的行为，而是个人懒惰、好逸恶劳和意志薄弱的象征。条例除规定劳工必须接受政府限定的工资额外，还禁止人们给乞讨者施舍。1359年和1375年伦敦市政府规定禁止身体健康者乞食。1388年《安居法》规定禁止所有乞丐和劳动者流动，否则按流民罪处以枷刑。 　　(二)16－17世纪：血腥惩治下的济贫政策 　　近代欧洲社会进入了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工商业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物价大幅上涨，农民流离失所。当社会不规则的动荡影响王权的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济贫工作最主要的目的。而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愈加稳固，对贫民和流浪乞讨者的控制愈甚。 　　流浪乞讨者首先被分为本地与外地、具有劳动力与不具有劳动力、值得帮助与不值得帮助而进行不同的对待和管理，对那些不能劳动或维持家庭生活的残疾人或精神病患者允许获得公共食品和医疗，对这些无劳动能力的流浪乞讨者政府提供救济；而流浪者是指漂泊不定、没有资格获得帮助的人，对流浪或拒绝劳动的贫民一般被作为犯罪处理。处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流浪者的出现遭到了当权者特别严厉的目光。国家采取了一些政策加以控制，并试图用高压手段加以解决。通过严刑峻法严惩懒惰的无业流民和乞丐是当时的主导措施。如英国亨利七世时期规定当局对所有流浪者和可疑的人一律予以追捕，所有无法工作的乞丐都要回原籍。爱德华六世通过的法令，规定所有能劳动而不劳动者皆为流浪汉，如果健康流浪汉被捕，罚做两年奴隶，在胸上烙个“V”记号，如果逃跑将判终生为奴，胸上烙个“S”记号，再次逃跑将被判处死刑。伊利莎白时代，随着流民人数的增加和社会日益不安定，动乱频起，血腥立法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572年法律规定，凡无乞食证的年龄14岁以上乞丐，首次被捕时要受到鞭笞，并打上烙印，再次抓获时就要宣布为叛国犯，第三次被捕时就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仔细研究那些针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法律，人们会发现，几乎一直无法为人们提供工作的政府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