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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与“酷烈”纠结 　　 摘 要：刘庆邦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柔美，一类酷烈。刘庆邦柔美小说与酷烈小说之间有某种深层的关联，前者谦恭细致的笔法与后者冷静克制的表达其实源于同样的心结:对乡土那份割舍不下的情怀。这种复杂的情绪注定了他对乡土的审视只能是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部批判，柔情与温煦是永恒的心灵底色。 　　 关键词：柔美；酷烈；乡土情怀 　　 刘庆邦在河南作家中是以短篇小说的创作闻名的。他的短篇不仅数量大，且佳作频出，多次获全国大奖，作家也因此被誉为了“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称号。就风格而言，刘庆邦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柔美，一类酷烈。故事亦由此晕染开来，如同做国画一般，通过一点(希冀)生发、浸润，笔墨既蓬松，又绵密;既清醒，又沉溺。而主体也就在这看似矛盾的纠结处显身出来。 　　 在审丑成为写作时尚和所谓“深刻”的代名词时，刘庆邦那颇具传统意味的审美呈现反倒成了一种可贵的另类了。但“证美”只是文本显在的一面，我所关注的乃是其中所透露出的主体的叙述立场和策略。即美与善是在怎样的“道德伦理原型”中构建出来的?这种对美、善的追寻与坚守又是怎样融入了主体建设的范畴，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 　　 回到小说《鞋》的文本，故事缘起于一个“当地的规矩”，接受了男方彩礼的女方要为未婚夫做一双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关口，让别人代做是犯忌的，它暗示着对男人的不贞，对今后日子的预兆是不吉祥的。”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预设的前提和标尺，主人公守明全部的美好与善良都是建立在对这种“仪式”的忠诚践守之上的。“鞋”在这里成了一个象征，一种关系的暗示与结晶:它要求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方，奉献自己。我们不能否认已被《鞋》中脆弱的美所触动。何况守明式的女子确实有着坚固的现实基础，我们不仅不会觉得她离谱，还感到她熟悉、亲切和温馨。这里，创作主体与接受者之间显然有着共同的心理积淀。我们可将此称之为审美共识，它属于文化惯例的一部分。具体到文本来说，守明的绣鞋表面看来是一种主动甚至积极的行为选择，但宏观地看，她只是一个执行者??背后操纵的是强大的文化惯例，一种骨子里的乡土理念及价值体系。守明已把这种惯例转化成了自我的内在要求和行为驱动，我们看到她步履坚定地走在惯例所规训的既定道路上。从这个角度而言，守明的个性是天然自足的，没有任何反抗与自觉，她本人就是乡土理念得以运作的一个齿轮。这也是《鞋》让人稍感不足的地方，它在刘庆邦的其他短篇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说出示的只是一种结果，人物从其社会的关系网中被抽离了，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体现着乡土理念的审美规范，充当惯例的祭品，一种清澈的心痛。 　　 虽然乍看之下刘庆邦的小说充满了阴柔的特质,但阴柔的芯子里却是雄性的刚硬与规矩。一切都不能逾越规矩，它是主体“谦恭”的前提。那些看似虚己、细腻的笔触正是以此为底线来生长和铺衍的，一种典型的“雌雄同体”的叙述。细腻柔美的语调是男性的一种变嗓,这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表达。探讨这种风格的成因，我想，这并不是简单的叙述“伪装”与策略，而是一种相对自然的抒情方式，确切地说，主体的抒情(倾向)天然便是与阴性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分析了刘庆邦的柔美风格的小说，包括它的感动模式，以及那看似谦恭、贴心的描述中所包含的“刚性”特质。这种男性气质在刘庆邦酷烈风格的小说中“发扬光大”了。首先是故事的惨烈度。在“酷”的情节设置、暴力的想像方面刘庆邦显然并不逊人。《神木》中深黑的煤窑成了得天独厚的杀人场所，煤工唐朝阳与宋金明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同类给办了，然后以此向窑主索要钱财。《平地风雷》里，老实巴交的货郎在众人的挑唆下把耀武扬威的队长“做活儿”了，结果自己也被群众打成了肉酱。纯然一派丑陋的挖掘与暴露，与《梅妞放羊》式的清纯、晶莹之美迥异其趣。较之刘庆邦的柔美之作，酷烈风格的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主要人物由守明式的柔弱女子变成了硬汉，如《打手》里的图，《走窑汉》中的马海州等。在去除了缠绵与粘连后，造成了一派阳刚的叙述，这在《五月榴花》里体现得尤为显著。 　　 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主人公叫张成，曾入过匪道。他的新婚妻子涂云被鬼子活捉去做饭，备受凌辱。张成以残酷的手段报复了鬼子后，居然对失贞的妻子也横加折磨。他把涂云关在地窖里，本想将其活活饿死。事情败露后，张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当着众人的面，“用脚踏住她(指涂云)的一条胳膊，双手抓住另一条腿，想掀铡刀似地那么一掀，就把涂云从阴部那儿撕开了，撕成了两半。”故事就此嘎然而止。自始至终，我们都不清楚张成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甚至抱着一线希望，他能重新接纳自己的妻子，既然之前的铺叙表明他们是如此相爱，而这又实在并非涂云的过错。但结局敞亮了张成的内心，一个自私凶狠、独占欲望强烈、视女性为私有财产的男人，这便是主体一直试图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