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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社区居民对性病患者污名印象与歧视调查 　　文章编号：1004-9231(2008)08-0388-03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皮肤科，上海 201700；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皮肤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皮肤性病学系，上海 200032) 　　 　　如同麻风、精神病、艾滋病等疾病类似，性传播疾病(性病)由于具有一系列不被社会所期望的特征而被冠以坏名声，即被贴上“污名”的社会标签，并可导致针对患者的“歧视”现象出现。虽然社会公众的负面反应有利于从道德角度抑制疫情发展，但却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正常就医行为，并非总是有利于性病防治工作。尽管此问题已引起医学界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但目前为止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报道并不多[1，2]。为此，本研究以上海某社区居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性病相关污名与歧视现状进行专题调研，为今后相关研究和制订策略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上海某社区≥16岁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6月期间，根据居委会提供的人口资料按1∶5的比例随机抽样调查。 　　1.2 调查方法 　　首先登门简介调查目的，征得居民口头同意后，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匿名横断面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并发放小礼品，最后由研究者统一处理数据。 　　1.3 调查内容 　　参照文献设计本调查问卷，共23个问题。包括居民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对性病现象的看法、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3]、对不同行为原因感染性病者的歧视情况。 　　1.4 资料分析 　　使用SPSS 11.0软件处理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Kruskal-Wallis H 检验、秩变换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发放和回收问卷453份，有效问卷447份，占发放问卷的98.68%。其中男243人(54.36%)，女204人(45.64%)?；中位数年龄34岁(16-81岁)；未婚144人(32.21%)?，已婚303人(67.79%)；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者72人(16.11%)，高中/中专128人(28.64%)，大专及以上247人(55.26%)。 　　2.2 对性病现象的看法 　　多数居民认为“性病患者同样享有平等就医权利”(74.05%)、“社会应对当前的性病现象负有一定责任”(65.55%)，但赞??“患者以外的其他人也应对性病现象负有一定责任”(46.76%)和“患者也是受害者，患了性病不应该自作自受”(33.33%)者不足半数，见表1。 　　 　　2.3 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 　　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对性病患者存在比较明显的污名印象(26.62%～49.89%)，见表2。 　　 　　2.4 对不同行为原因感染性病者的歧视情况 　　居民对各种行为原因所致感染的性病患者都存在歧视情况，其中对“主动自愿从事性服务业”而致感染者的歧视现象最突出，而对“非性交途径的其他污染”和“遭遇性侵犯等被迫原因”所致感染者的歧视现象则明显降低，见表3。 　　 　　*Kruskal-Wallis H 检验的统计赋值：1=歧视，2=中立，3=不歧视；其H=1318.902，P0.05，其余各组之间彼此均为P[4]。该定义明确指出污名是对其贬低性、侮辱性的社会标签。而性病往往与不洁性行为有关，有悖于社会伦理规范，并且具有传染性，对社会公众存在一定的威胁性，已经具备了被社会贴上污名标签的基本要素。因此，尽管居民能够认识到性病现象具有其社会根源性，但作为一种情绪反应[5]，仍有相当比例的居民对性病患者存在较明显的污名印象。 　　传统观念认为，疾病污名来源于个体的无知，并设想可以通过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增进他们对疾病的了解，从而达到降低其对患者偏见与歧视的目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近年来对污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6~8]，目前认为根据其来源可以划分为“符号型污名”(symbol stigma) 和“工具型污名”(instrument stigma)2种类型。其中“符号型污名”源于对患者的道德判断，主要关注抽象的价值观念，表现为拒绝给违背了道德原则的患者提供等同的治疗和待遇，而且这类污名观念根深蒂固，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不容易改变；而“工具型污名”则是基于对疾病风险关心而产生的有意歧视，主要表现为不愿与患者接触、拒绝为其提供财政帮助等，但这类污名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是可以改变的[8~10]。而对表2各项内容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问卷的前3项主要涉及性病是否有悖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婚姻家庭观念等，是从道德方面对患者的品行进行评判，应属于“符号型污名”的范畴；而后2项则涉及性病的传染性及疾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