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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猎人 　　一 　　 　　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 　　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庆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迹象，这并非“出淤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区分了个体意见和公共传播、自由写作和职业表达，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保持安全距离。二是央视是个庞大系统，各单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强调差异性竞争，并无所谓的统一价值观。多数情况下，它遵循的是传播规律和专业准则，因为它要对收视率负责。比如日常选题，领导并不指令你必须“做什么”，其职责体现在出口即审片上，乃后置性的，或者说它更强调“不做什么”，这个“不做”的标准，可能来自外力，也可能来自专业。 　　至于“保守”，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的话，我的体会是：你对中国社会了解越多，沉潜越深，愿意承担的责任越大，越会自觉地选择“保守”，因为你会真诚地考虑如何为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总之，从写作者到媒体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说，“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际，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新闻频道，要做一档有纪录片品质的新闻栏目，由于深夜播出，选题空间和自由度相对大，在一番犹豫和考察后，我接受了邀请，担任栏目指导。 　　 　　二 　　 　　很多朋友对我说，近年来，几乎不看电视新闻了，尤其央视等主流媒体。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的成绩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甭比电脑了。其实这是好事，说明在信息获取上，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将刺激和倒逼传统媒体的思变与开放，尤其官媒将不得不面对市场叫板，从政治化向专业化靠拢。 　　“体制内主流媒体”，这是个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个被默认的不规则概念，通常指新华社、央视央广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但无论电视还是纸媒，它们的当下生态都差不多，皆秉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两端即政治功能和媒体属性。这是被规定的境遇，也是被认可的策略。对于我曾介入并了解的央视新闻，我有一个比喻，“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其实，该说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主流媒体。 　　央视频道和单元众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