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婚姻经济学分析.docVIP

富豪婚姻经济学分析 　　除了更吸引媒体眼球的周成海白静案，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的离婚案也是最近一桩引人关注的豪门婚变。他们都曾在人前大秀幸福，最终却变成仇敌 。 　　富人的婚姻和普通人并无太大不同，但因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更能代表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缩影。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在生意场上可以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的时候，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余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一词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露出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如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