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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媒与流言传播关系再思考 　　每一次重大灾难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却常常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绝好机会。与8年前的“非典”一样，对于传播学者而言，2011年3月的日本地震是一个观察传媒与流言传播关系的特殊窗口。尽管这一次灾难发生在邻国，但因为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有可能波及到国内而同样引发了国民的恐慌，导致流言四起。不过，这一次的流言传播与传媒的表现似乎与8年前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些在8年前被看作定论的研究结论，似乎在这一次失去了它的解释力。不由得让人在思考流言泛滥问题的同时，再次追问传媒的角色与功能，追问为什么“非典”时期的传播研究者会得出当时的那些结论。 　　乍看起来，两次事件除了在恐慌程度和持续时间上略有所不同外，其表象有极大的相似性。2002年底，“非典”在广东逐渐蔓延并致使患者丧命后，一些网民开始在网络和手机上发布各种各样的猜测，流言迅速扩散并越来越耸人听闻，到了2003年初终于演变为一场对板兰根、白醋、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8年后的今天，由于受到日本地震及核电站爆炸危机的影响，先是浙江，继而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河南等全国各地居民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抢购食盐，一些超市中的食盐被抢购一空，部分地区盐价飞涨，引发了社会恐慌。与之相关的流言更是沸沸扬扬：有人声称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有人声称海水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会影响今后食盐的质量等等。 　　传播学者们对于“非典”时期流言泛滥的原因基本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观点，即普遍认为流言泛滥的原因是传媒声音的缺失与信息不透明。比如有学者认为：“政府部门包括媒体在传染病流行伊始处于缺席状态”，还有学者则提出：“为什么在官方和传统媒体上一直没有采取预警市民的宣传?……(有关方面)竟然会不明白：不作传播学的积极应对，将会爆发诸多不良的猜测和流言，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据此，学者们倾向：“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尽可能早地在事件前期，在理应具有强大公信力的传统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及时化、公开化和真实化――如此，任何不实的地下流言才可能会失去孳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新媒体在流言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在“非典”时期，新媒体往往被看作是流言传播的最佳平台。这一点，即使在最大程度肯定新媒体意义的网络传播研究者那里，也不例外：“网络流言反映了民众在特殊情势下所具有的信息传受机理，信息的恐慌仅仅依靠网络自身是难以消除的。……众所周知的是，网络作为信息媒体，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始终比传统媒体相差很多。”所以，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必须由传统媒体来澄清是非。也就是说只要大众传播公开透明，网上的流言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2006年，有学者曾撰文对这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集体失语并非媒体有意而为。“不是媒体无法报道，也不是媒体不能报道，更不是有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媒体从国家授权的卫生部门那里得不到任何准确的消息。”不过这一反驳由于时隔三年，大家的目光早已转移，因此并没有动摇2003年那场大讨论得出的定论。然而，这一次日本地震的情况完全不同，原因是一系列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那些结论。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电视到门户网站，各种传媒不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发生爆炸前就开始不间断地关注这一问题，而且在流言泛滥的过程中也不断出来辟谣，提供相关的科学信息，还找了很多专家来直播间解读和分析事件，可是抢盐行动仍然是非常夸张地发生了。最新的情况是，在东电公司向大海中排放放射性超标污水后，一直信息高度透明的韩国也有大量国民抢盐。如果说我们国家的媒体公信力差，那么韩国呢?由此可见，即使信息完全透明，传媒仍然无法遏制或杜绝社会恐慌和流言泛滥，2003年那场关于传媒“集体失语”大讨论的结论就在顷刻间雪崩。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传媒是否作为根本就不是导致流言泛滥的根本原因。 　　到目前为止，也许没有哪个传播学家能像著名作家托?斯?艾略特那样精辟地论述过传媒的特点――当然他说的是作为媒介的诗人。他建议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化学试验：把白金线放入盛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容器中，化合作用的结果是形成了硫酸，但硫酸中却没有任何白金的成分。所以在艾略特看来，媒介只是像白金那样的催化剂，它保持惰性、中性、无变化，它不是社会行动发生的原因而只是其诱因。媒介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可以推动社会行动的进程，但绝不会以一己之力成为某一行动的起点或终点，甚至很难成为关键的转折点。比如在“非典”事件中，引起流言的主要原因还是有关部门无法找到致病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终止流言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关部门找到了致病的原因与解决问题的办法。传媒的作用只体现在以一下两个方面：在流言开始传播时由于其一贯的公信力缺失而导致了更多的恐慌；在流言渐渐得到控制时由于其一贯的公信力缺失而延缓了这一过程。传媒如果硬要通过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