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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北宋徽宗代正声与中声研究 　　摘 要：在韩国音乐史中首次提到正声与中声的文献史料为《高丽史#8226;乐志》。其中记载，正声与中声的出现始于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原是指音高不同的两种音乐或者乐器，但韩国音乐学界所探讨的大晟雅乐正声与中声是按照钟磬（编钟和编磬）的数量（16和12）来分的，并且仅关注了有关音域方面的问题。因此，为了正确的了解有关韩国音乐史中所出现的正声与中声，文章拟对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中出现的正声与中声进行考察。 　　关键词：正声；中声；大晟雅乐；魏汉津乐；随气用律法；正气；中气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23 　　 　　作者简介：郑花顺（1955~），女，哲学博士，韩国清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影像学部表演艺术系教授，韩国东洋艺术学会会长以及玄琴乐队“?琴韵声”的代表；徐海准（1969~），男，文学博士，韩国东洋艺术会理事，韩国国乐协会会员，韩国音乐史学会会员，韩国玄琴乐队“?琴韵声”研究主任，现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9）。 　　收稿日期：2011-03-27 　　 　　一、绪论 　　 在韩国音乐史中首次涉及正声与中声的文献史料为《高丽史#8226;乐志》，且正声、中声与北宋徽宗赐给高丽的大晟雅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据《高丽史#8226;乐志》所载，北宋徽宗赐给高丽的大晟乐器种类已经分为正声和中声，①且高丽睿宗11年（1116）10月新创作的9首登歌乐章也是分为正声和中声。② 　　 此外，朝鲜朝世宗9年记载，朴?给世宗奉献了新制作的1架12枚的编磬，③世宗12年的记事中也提到了12律钟的编钟。④《世宗实录》卷128的图示中的编钟、编磬为12枚一组。⑤根据上述记载，有些韩国学者认为世宗时期的登歌和轩架乐器中已具备了12律的中声与12律4清声的正声。[1]这种观点是根据两种不同文献史料中记载的钟磬数（16和12）而得出的，学者们由此认为《高丽史#8226;乐志》所载的正声和中声一直使用至朝鲜世宗时期。因此，音乐理论界产生了关于正声与中声的不同解释。 　　 由于在韩国音乐史中出现正声与中声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大???雅乐。所以，要想讨论正声和中声，必须要首先考察大晟雅乐并把握其音乐的意义，进而在此基础上关注正声与中声。 　　 众所周知，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是魏汉津⑥所创作的音乐，⑦与北宋徽宗时期特意设置的大晟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太常寺原本管理礼和乐，但是此时期改为太常寺管理礼，大晟府管理乐，历史上首次产生了礼乐分离的状态，并持续至北宋灭亡。徽宗政和7年（1125）大晟府乐工们解散，徽宗政和8年由于靖康之乱北宋宫廷失去了所有的音乐。⑧南宋时期，宋宫廷没有恢复大晟乐的条件，大晟府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礼和乐都重新归属于太常寺管理。因此，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礼乐分离时代是与北宋灭亡的时候一起告终的，南宋以后大晟府归原于其被树立之前的情况。 　　 魏汉津乐所具备的正声与中声的二元体系，是中国音乐思想中很独特的制度，后根据蔡攸的建议废止了在宫廷使用的中声制度，只使用以正声为主的一元化体系。此外，由于北宋大晟雅乐传到高丽的时期，是属于还没设定二元体系的时期，因此从北宋传到高丽的大晟雅乐中包含了正声和中声两种类型的乐器或者音乐。 　　 在韩国音乐史中兴起的正声与中声与中国魏汉津乐有关，但是关于这些内容的解释有所相异。即魏汉津乐的正声和中声是音高互相不同的音乐或乐器，但是在韩国音乐界关注的是正声与中声的音域问题。那么，从中国传到高丽的正声和中声的雅乐器是不是与魏汉津乐一样具有两种不同的音高？ 　　 其实，从韩国前人研究结果中可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没有具体的研究大晟雅乐的正声和中声的来源，仅仅按照钟磬的数量（16和12）区分了正声和中声的定义。虽然这一观点的核心部分是音高差异，但是学者们只考虑关于音域的问题。第二、关注《世宗实录#8226;五礼仪》中记载的钟磬（12枚1组）和世宗在位时期的钟磬（16枚1组），且学者们认为这些钟磬的制作皆继承了《高丽史#8226;乐志》中的相关内容。这类观念忽略了12枚或16枚1组的钟磬的时代背景，仅将研究放在16枚1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探讨。即，两者（16枚或12枚1组）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但若只按照每组的数量来判断两者的关系，则会导致对两种钟磬的成立依据与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见解。第三、如果朝鲜朝“世宗时期都具有了正声与中声”，那么在《高丽史#8226;乐志》的记载中，睿宗以后的乐章为什么没有区分正声与中声？这也是在韩国尚未开始研究的问题。第四、《世宗实录#8226;五礼》比较详细的叙述了雅乐器的部分是“吉礼序例”中的“乐器图说”，⑨学者们据此认为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