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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范式及其超越 　　摘 要：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存在本质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分野。前者试图探寻教学与科研之间内在的、确定的本质关系，后者则试图描述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建构性。我们应舍弃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扬弃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范式；本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 　　 　　教学与科研关系对于现代大学而言具有基础性地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比喻说，传统大学只是一个“村庄”，而如今的大学则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作为变幻的“城市”的大学是一个多元的机构，它具有多种社会职能（这些职能还处于不断地扩展之中），即“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视野以及许多通向这些视野的道路；……标志着服务于许多市场和关注许多公众”[1]。可是，不管“城市”如何地变幻无常与移形换影，其基本的元素和基本的框架构造依旧。这些最为基本的元素就是教学和科研。教学、科研构成了大学这座“城市”所有活动的基础，而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则是大学这座“城市”框架的基本景象。与克尔把大学看作是“城市”相类似，巴尼特（Ronald Barnett）认为，大学是一个活跃的变化的空间。大学空间中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是不断变化的次级空间，这些次级空间的不同组合型构着大学空间的样态。教学与科研是大学最主要的空间。教学与科研都是变动的，二者的关系也在变动。教学与科研这两个大学的主要空间有时分离，有时结合，有时甚至重叠。作为大学空间的主要建筑材料，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大学空间的样态呈现出多样性。[2]因此，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说：“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3] 　　正因为教学与科研关系之于现代大学的重要地位，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持久的关注。学界较为集中研究这一课题，大致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研究的主要集中地是北美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同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也已开始关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4]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究可以被归入两种研究范式，即本质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前者旨在发现教学与科研之间内在的确切关系，而后者则试图描述与阐释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建构性。 　　一、本质主义的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 　　本质主义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都以普遍性、统一性和确定性为目标，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于内在的唯一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固定的和不变的。本质主义还假设，本质和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图式，人类认识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现象揭示与发现事物的唯一本质。相应地，本质主义的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相信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精确的内在机制或结构，这些古老的机制深埋于地下并正等待着教育考古学家去挖掘。学者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尽量科学的方法，去发掘这种确定的机制。 　　本质主义范式的研究主要有两类：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相关性研究，以及关于师生教学与科研关系认识和感受的经验研究。相关性研究多是以学生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作为教学效果的得分，以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及加权的引用率等作为科研得分，并计算它们的相关性。这种研究主要盛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5]近几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研究。[6]但是，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二者是高度正相关，有的则发现是微弱的正相关，有的是零相关，有的则是负相关。例如，瑞奇和罗什(Riech Rosch)的研究结果为0.517，而拉姆斯登和摩西(Ramsden, P. and Moses, I.)的研究则发现科研和本科生教学之间存在负相关或者零相关。[7]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相关性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如对于“教学”和“科研”的界定过于狭窄――研究中的“教学”基本上指课堂教学，“科研”多指发表的论文或课题，其实真实的“教学”和“科研”都远远不止这些；相关性研究把教学和科研都作为静态的事物来测量，与二者动态的本质是相悖的；等等。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师生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和感受，以此试图了解真实教育生活中的教学与科研关系。 　　同相关性研究的结果一样，研究者同样发现了多样的教学与科研关系，教师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和感受因学科、年龄、职称等的差异而不同。罗伯逊和邦德（Robertson,J. and Bond,C.）的研究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他们在对澳大利亚9位大学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发现教师感受到了五种教学与科研关系，分别是：科研和教学是彼此矛盾的活动；教学与科研没有或只有很小的联系；教学是传递新的科研知识的方式；教师是科研或探究式学习的榜样，鼓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