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省会书院改制前后两难及其变通(1896―1911).docVIP

清末四川省会书院改制前后两难及其变通(1896―1911) 　　书院是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正如胡适所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1]。但是，作为“一千年以来学术之重心”的书院，最终却未能经受住“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考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突然改制为新式学堂，变化之仓促，决策之果断，历来备受争议，其中的得失利弊，也是众说纷纭。如胡适、钱穆、杨家骆、周书?、但焘等，都视书院改制为仓促鲁莽之举。但极少有人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对历史寄予更多“了解之同情”。尤其是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宏大叙事，忽略了各地情况的复杂性、差异性。其实，书院的废存问题与当时种种矛盾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仅以僻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为例，其省会书院的改制过程就充满矛盾、分歧和反复，延续十余年，涉及地域文化、学术流派、社会心理、政治方略等诸多问题，不可简单以“仓促”、“鲁莽”、“武断”概括之。 　　一、降与升：错位的整顿和改造 　　起初，四川只有一座省会书院――锦江书院，由四川按察史刘德芳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省会书院本是一省精英荟萃之地，但锦江书院的学术与清代学术主流存在较大差距，也没有产生过一个状元。 　　四川省会书院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1874），兴文在籍侍郎薛焕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请建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尊经书院以“文翁兴学”为号召，办学特色和学术倾向以经史辞章为旨趣，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知名人物，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四川省文教长期落后的状况。后来居上的尊经书院的成就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例如，但焘说：“清季书院为时著称者，如四川之尊经人才辈出，为时效用者众矣”[2]；蔡元培也说：“最著名的，如四川的尊经那时候所印行的课艺，也间有不朽的作品，收入现代杂志而无愧色的”[3]。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四川省的办学成绩获得了朝廷的肯定，光绪御赐尊经书院匾额曰“风同齐鲁”，御赐锦江书院的匾额则是“大雅修明”。至此，四川获得朝廷承认的省会书院增加为两座。而此时距离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着手整顿、改造全国各省书院，还剩不到两年的时间。 　　短短两年间，一所成绩斐然、声名鹊起的省会书院，何以就变成了被整顿和改造的对象？一般认为，甲午战争的惨败是导致光绪二十二年（1896）全国改造书院的直接原因。班书阁说：“清自光绪甲午之役，受侮东邻，士大夫撄心发愤，以求自强之道，病词章帖括之不足恃，因之各省书院，争以科学课生徒”[4]。此时,各地主张变通章程、整顿书院的奏议甚嚣尘上。 　　当时四川面临的现实是，一边是朝廷锐意改革书院课程，一边是本省会书院渐入佳境。最后，这一僵局以江苏宝应刘岳云取代兼任尊经、锦江两座省会书院山长的四川邛州人伍肇龄而告终。刘岳云与刘宝楠次子刘恭冕为族兄弟。刘氏是扬州学派的经学世家，刘岳云承家学累世之传，又受业成孺之门，为高足弟子。掌教尊经书院九年之久的伍肇龄因不通时务经济，不晓天算格致，已不符合书院改革的要求，而刘岳云“通《周礼》，精算术”[5]（P354），符合朝廷对书院兼课中西的新要求；而且他曾被聘授国子诸生数学，极有可能是入川贯彻朝廷整顿书院的旨意，弹压川内的抵触情绪。 　　刘岳云按照朝廷的旨意整顿尊经书院，体现在其编选的《尊经书院课艺三集》中。第五卷的算学课艺共十三道算学题，其中刘氏本人的程作就有三道。严格来讲，刘岳云教授的算学并非西学，三道程作分别出自三国刘徽《海岛算经》、元李冶《测圆海镜》和《九章算术》。这些算学题目与当时清廷“西学中源”的教育方针保持高度一致①。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正当旧式的书院体制备受抨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川省的书院教育再次逆势上扬，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先后在锦江、尊经书院肄业的资州人骆成骧中了乙未科状元，成为清代268年中，四川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状元。骆成骧夺魁使蜀士声威大振，蜀中到处传言“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6]，蜀士再也不愿意将尊经书院的掌教大权拱手让给外省人。因而刘岳云被蜀地学人讥为“学非甚博”[5]（P354），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争礼数不合去”[5]（P354）。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对全国书院的整顿改造，是后来戊戌书院改制和1901年改书院为学堂的前奏。对于四川的省会书院来说，这次书院整顿的吊诡之处在于，清前期四川省会书院长期低迷，未见朝廷有任何实质的改革；清末四川书院全面复兴，正值鼎盛之际，却必须面对整顿和改造的厄运。 　　二、旧与新：复古与维新的悖论 　　刘岳云辞任后，省会书院的掌教大权再次回到川人自己手中，尊经山长一职由回川办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