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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持股与盈余管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 　　［摘要］自2006年来，股权分置和股权激励改革，为公司治理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从盈余管理角度来研究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可避免内生性的干扰，令检验结果更加可靠。本文对2002至2008年间上证和深证1187-157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CEO持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地低于CEO不持股公司，CEO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CEO持股能有效降低盈余管理，存在正的治理效应。 　　［关键词］盈余管理CEO持股公司治理 　　 　　自2006年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股权激励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如高管因股权激励获得的股票可自由流通，而这在2006年以前是不允许的。股权激励制度的变革是否能带来激励效应质的飞跃呢？ 　　一、文献综述 　　关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有：首先，魏刚(2000)、李增泉(2000)、陈勇等(2005)和顾斌和周立烨(2007)发现股权激励并无治理效应。其次，高雷等2007)和黄桂田等(2008)发现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再次，黄桂田等(2008)和王华等(2006)发现，高管持股存在区间效应。而俞鸿琳(2006)发现，只有国有企业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发现，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对于那些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公司,经营者存在利用股权激励机制为自己谋利掠夺股东利益的行为。夏纪军等(2008)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并且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 ,这种冲突还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 　　由上述研究可知，股权激励同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关系，且检验所用样本大部分在2006年前。由于内生性和代理变量的噪音，使得从企业业绩角度探讨股权激励效应存在极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而从盈余管理角度来研究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可避免内生性的干扰，令检验结果更加可靠。 　　盈余管理与股权激励的文献国??不多，如王克敏等(2007) 对2001至2004年间1914个样本研究发现总经理持股额与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黄谦(2006)对2002至2003年间746个样本研究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王兵等(2009)对2001至2004年间4498个样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国内关于CEO持股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尚没形成统一观点，还存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如下：（1）使用任意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但在回归的时候没有控制企业经营环境固有的波动性（如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波动性，销售收入的波动性等），这会导致估计结果过度拒绝没有盈余管理的假设（Hribar和Nichols,2007）。（2）由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是从2006年开始的，而研究样本都是2004年以前的数据，可能不具有代表性。（3）王兵等（2009）使用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激励的代理变量，这使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各个高管持股构成影响。由于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影响相应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致使前人研究结果不统一。 　　二、理论分析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现代企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委托代理问题。它是由于企业的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Berle 和Means ,1932;)。而高管持股将有助于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因为高管持股是促使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的重要机制，它能够有效改善公司治理状况，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Jensen 和 Meckling，1976)。已有一些文献证明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价值，比如，Ang等(2000)运用1708个小公司样本研究发现内部人管理企业时代理成本更高，而且管理者持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Mehran（1995）在1979-1980年的制造业公司中随机选择153个样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的比例与企业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雷和宋顺林（2007）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业绩正显著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会计信息是会计报表使用者了解企业、做出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能否为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客观、公允的会计信息，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而盈余管理能够显著地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所以盈余管理往往是公司治理好坏的重要表现之一。完善的公司治理通常会抑制盈余管理，反之，则会增加盈余管理程度（Davidson等，2005； Liu和Lu，2007 ；Cornett等，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