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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开源济世中商机 　　文化上的相对保守，于中医却不一定是坏事，再说和谐二字，不论任何时局任何身体，都是应该追求的。 　　 　　15世纪末的欧洲，人们把那些羞于启齿的疾病抛给自己敌视的异邦。譬如梅毒，英国人称其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其为“日耳曼病”，佛罗伦萨人又命名为“那不勒斯病”。苏珊?桑塔格在著作《疾病的隐喻》中，窥见了这种超越病理本身的“道德腐化象征”。 　　与此同时，大明王朝则是另一番风情。民间的名医和宫廷的御医，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秘方，摸索出日益精湛的医术。在临床各科已获成效的固本培元法，对梅毒这样的“脏病”，也有着一套新鲜而有效的疗法。“内则素有湿热，外则表虚腠疏……邪气乘虚而入”，拿出来的医嘱应当是“湿胜者，宜先导湿……表虚者补气，里虚者补血，表里俱虚先补气血”。 　　立此医嘱的名师汪机开具的处方是“三黄(黄柏、黄连、黄芪)苦寒之剂加猪胆汁”，这么一来，就能实现祛除三焦温热进而扶正培元的目的。 　　培元派、新安医学、祁门、汪机，是徽州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一条夺目的链条。出生于安徽祁门的汪机是培元派的开创者，培元是新安医学最大的学术特征，故乡祁门又是新安医学的发源地，并被誉为中国御医第一县。 　　虽然祁门为历朝太医院贡献了19位御医，但最代表当地医术的汪机，平生却都居住在祁门县城内的石山坞，别号石山居士。这就让当地患者省了进京排队挂专家门诊的麻烦。汪机岂止是家乡宝，更是个“医三代”，他老爸汪渭、爷爷汪轮都是当地名医。在徽州那些浸透着儒学纸香笔墨也格外重视功名利禄的乡野，家里人和汪机自己，都希望通过科举走公务员之路。但老妈那拖了多年、老爸也无能为力的病体，反倒刺激了汪机的求医决心。 　　人的一生，就是一条条被不同山谷隔断而转向的河流。学医的格瓦拉，见到了拉美麻风病患者的疾苦，搞起了革命；读四书五经的汪机，因老妈的疾苦。而成为了《明史李时珍传》中所说的“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四位医圣之一。 　　 　　固本培元的理学根源 　　 　　其时，许多游走于民间的医师???给人们的感觉更像是不靠谱的江湖郎中。随意搭个临时医务站，看着案子对面患者的脸色，就随意得出结论，和看相算命也没啥区别。稍有点技能的，忙着到处把脉，捻着自己的胡须，就轻易断人吉凶。 　　那些本为功名而习的儒理、易学，汪机倒是没荒废，反倒深入浅出地摸索出其中奥妙，并驾轻就熟地将这套老祖宗的天地平衡之观，转移到医术上面。唯物主义辩证法渗入其治病主张，绝不单以把脉断吉凶，而是四诊互参；众家之长则影响他的治疗主张，先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又据李东垣《睥胃论》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 　　石山坞，渐渐成为了汪家人的医学实验室。安于在此搞科研攻关的汪机，也就得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治疗思想。并让新安医药范畴的“培元派”后来发展为“固本培元派”。 　　汪机的治疗思想是以其营气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看来，“阴不离阳，阳不离阴，营不离卫，卫不离营，就是对《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乾坤二元归为太极思想的合理发挥。”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之所以能成为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的形成背景，与汪机所处的徽州有着绝对重要的联系。 　　明代的徽州青年，言行举止都和帝都的封建统治阶层高度一致，都视理学家朱熹为精神偶像。封闭保守的地理位置，最容易让儒学教育发芽生长，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乡间经典教育的典范。勤奋好学的汪机自然也深受理学熏陶，“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文化上的相对保守，于中医却不一定是坏事，再说和谐二字，不论任何时局任何身体，都是应该追求的。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什么部位有了病，如果有中医元气论所激发出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就可以得到痊愈。可惜，西方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不会等着封建帝制的自组织自康复。汪机可以培元法让人体尽量达到和谐，却没有本事让这个帝国和谐，当然，他也从没把自己当作那把治愈社会的手术刀。 　　 　　76卷影响徽商的著作 　　 　　嘉靖年间(1522―1566年)，祁门县内瘟疫肆虐，穷苦百姓们只好眼睁睁地等死。此情此景下，已入耳顺之年的汪机，当然不会奋笔疾书，成为一位明代鲁迅。也是在这等苦痛之时，理学教育和儒学之道就体现出它的济世意义了。曾在《自赞》中自勉“心存仁术，主好儒书”的汪机倾囊购药，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计。如若石山坞是今天医院的主任科室，想必墙上会挂满诸如“妙手回春”、“答谢医恩”以及某某患者全家致敬的锦旗吧。 　　汪机生于天顺年间(1463年)，当时徽州人程显在《新增祠田记》中提到：“祠堂始建，迄今凡十二世矣。其中有以文德显名者，有以武功著绩者，有潜德乐道者，殆非一世一人德泽流衍，何其盛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