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是我自己对日本史探索”.docVIP

“拍电影是我自己对日本史探索” 　　在位于东京涩谷区的表现社,女助手打开门后,79岁的筱田正浩(以下简称筱田)穿着一身浅色的西服,已经端坐在客厅里等待着,桌上放着泡好的茶,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此后的采访中,一旦看到翻译面有难色,老人便立刻俯身在纸上将他的话用日语汉字的形式写下来。 　　这位日本电影新浪潮的干将,已经离开导演位置将近十年,同时代的人中,今村昌平四年前离世,大岛渚也已老年痴呆,“我们已经和电影说再见了”,筱田笑着说。但精力旺盛的他仍然在早稻田大学担任教授,并不直接授课,而是在早稻田的文学部和理工部之间设计课程。他曾经就读于文学部,十年前筹备拍摄《间谍佐尔格》时,又带领理工部师生用自主开发的CG技术,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样貌和上海的街景。“我们当时的技术和好莱坞不相上下。我想这部电影会成为教科书一样的东西。”虽然电影的票房和评价并不理想,但筱田认为它在未来会再获承认。这是一个时常在历史中穿梭的人。 　　筱田出生于岐阜市一个望族,母亲的家族从事纸灯笼和雨伞生意,它们日后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电影里,于风雨里飘摇着,仿佛乡愁。身为工程师的父亲,却不希望他停留在多愁善感中,而是勉励他学习物理、医学和数学。但“二战”末期,日本的节节败退让他尝到了被背叛的感觉:日本人尊崇科学却用它来制造战争的器械,天皇声明他是人不是神,则使国民普遍陷入迷茫之中。筱田因此选择了入读文学部,去寻找新的答案。 　　和大岛渚等人直面现实不同,筱田一开始就对日本中世纪发生了兴趣,他试图从彼时人们对复仇怨灵的信仰、被放逐者们寄寓声音的戏剧、轻佻甚至带着色情的绘画、歌舞伎等等,去探求日本人的本性。如果不是母亲的突然离世,他希望一直能从事历史和戏剧研究,这也是今天他退休之后又重新拾起的工作。但失去了母亲的资助,意味着他不得不自己做工糊口。1953年,筱田进入松竹制片厂。在那里,这个喜欢长跑的年轻人第一次展现了他充沛的体力和活跃的思维,他几乎给所有的著名导演都当过助理,包括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 　　在获得独立执导机会后,他发掘了籍籍无名的年轻诗人寺山修司和处于贫病中的作曲家武满???,连同大岛渚、今村昌平、铃木清顺等人一起,更新了日本电影的形态。启用年轻的他们,本是制片厂不满于老一辈影人拍片成本高昂。结果,这些人却在精神上也扮演了“弑父者”。他们毫无阻碍地就传达出“二战”后日本人精神空虚的状态,因为他们本就处于那样的状态中。 　　“黑泽明、小津等上一辈的导演,他们有‘事情就是这样’的自信。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昨天还是普通的学生,今天就变成杀人犯了(指在战争末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接受着为天皇而战的“光荣教育”,却在走上社会之际,成了心理上的“罪犯”――编注)。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每天生活在不安之中。上一辈的导演觉得人活着都是有一定目的和动机的,我们却没有这么乐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筱田对《LENS?视觉》说道。 　　在初期执导的时装片中,纵然充斥着牛仔裤和摇滚乐,筱田的主人公们看上去并不是一味的叛逆、激进、乐观,而是更多被宿命的观念纠缠。在一个举国标榜西方思维和外观的时刻,筱田敏感地发现了传统精神如何支配着日本人,他们即使外在的生活得到了解放、舒展,内心却依然逃不过旧日的牢笼。虽然他本人也是美国文化的倾慕者,但他同时也清楚美国文化的明朗、平等,在他脚下的土地上缺乏根基。他反省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专制封闭的一面,又着迷于其细腻、绮丽的美学趣味。 　　这些时装片主要拍摄于横滨,在这个承接了西方理想主义影响的城市里,一个个男人为了忠诚或是取悦女人而不惜生命。那仍然是典型日本式的感性故事。筱田还在这里拍摄黑帮故事,“黑帮的世界是日本的仪式结构仍完整保留的惟一地方”,他说。他理想中的黑帮电影甚至就像是一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老大将像一个慈祥的父亲,而对白将会是充满礼貌的辞句,比如‘早安’‘晚安’。”此后,他索性专注地拍摄起古装片,并将地点转向了京都,在那里,日本的古典之美像是垂死之物,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这些富有日本特性的电影或许耽搁了筱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却足以成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捷径。此外,他还通过纪录片、电视讲演等,向国民介绍日本的政治、历史乃至考古学的知识。 　　而作为一生的总结,筱田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间谍佐尔格》,却将视野急速地在东京、上海、柏林、莫斯科之间切换,信息之繁复,仿佛是一场不愿结束的演讲。影片讲述一名信仰社会主义、受苏联派遣的德国记者,在上海和东京从事间谍活动,于战争结束前被捕的故事。回到这个背景,是筱田当年投考文学、研究戏剧和走上电影之路的心结,也是今天日本,迟迟未曾完卷的考题。 　　筱田的电影,半数都有类似间谍的角色存在。在采访中,他也不断说到这个角色:“间谍看到的信息比任何一个当事方都更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