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族工商业息息相关金城银行.docVIP

与民族工商业息息相关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于1917年5月15日创办，其主要股东多为军阀官僚，是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其总行最早设于天津，先后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行。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1936年金城银行将总行迁往上海，天津改为分行。1952年12月金城银行参加天津金融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合并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申明大义的民营银行家 　　 　　周作民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教书先生家庭。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1917年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家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资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资金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进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达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周作民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将其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投资工商业的“天职” 　　 　　金城银行成立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产业资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债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银行在内的一大批商业银行。当时许多商业银行将扶助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金城银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会上，金城银行就明确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则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如前所述，将来如有新发生之事业，或对于重要之工商业，须结合团体组织、银行、公司之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投资本亦未可知。” 　　金城银行在放款方面，以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银行放款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即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从1919年的83万元增加到1923年的近700万元，增加了7倍多，在五类放款对象中占居首位。金城银行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投资和放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7～1927年是金城银行产生、成长的10年，它在极力争取大中小户存款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工商业放款，对工商业放款成为其资金运用的一个重要出路。这个时期，金城银行的放款增加很快，1923年的放款总额比1919年增长1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