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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穿越“转型三峡”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A股市场的讨论都需要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框架之下。 　　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增长瓶颈和通胀隐忧的问题还会继续困扰我们。即使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中国出口大幅回升,中国也难以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成长动力。 　　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点。 　　 　　中国经济已经从咆哮的高原,进入急流险滩,曲折激荡的“转型的三峡”;只有顺利穿越三峡之后,才能豁然开朗,奔赴大海。 　　 　　中期来看,经济如何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好比长江一样冲出高原,气势磅礴的咆哮前进;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三峡,这一路面临的将是急流险滩,曲折激荡;但也只有顺利穿越三峡之后,才能豁然开朗,奔赴大海。 　　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很难通过逻辑分析清晰简单的描绘出未来演进的图景,这里我们主要想借鉴一下日本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规律,或许对认识中国经济未来转型有所帮助。 　　增长瓶颈和通胀隐忧 　　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堪称增长的奇迹。这个奇迹其实在许多国家也发生过,而这些国家也都经历过经济从高增长向低增长滑落的过程,转型就此发生。 　　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转型一般都不会一帆风顺,都要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日本经济在70年代初增速从10%滑落到5%,在90年代初又从5%滑落到0增长。在这些过程中,经济往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或者是通胀压力、或者是石油危机冲击、或者是资产价格泡沫,都会表现得较为剧烈,转型的过程往往不会很顺畅。 　　同时,有两个现象与追赶经济体转型有关,第一个是海外需求出现危机。追赶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需求的持续拉动,经济转型既是国内因素制约,同时也受到海外环境影响;日本70年代转型也是在美国发生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也是要求日本平衡贸易,扩大内需;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之十分类似;海外需求下降会带来明显的短期冲击,成为经济下滑的诱因。 　　第二个在于通胀压力,通胀压力明显的上升其实表明国内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日本虽然在1974年遭遇石油危机,但其实在此之前几年,通胀就已经居高不下,尤其是1973年通胀水平就已经先冲到了13%。在转型过程中,日本经济遭遇了较为明显的通胀压力。一方面:原材料成本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劳动者工资的上升;再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各种商品价格的上涨。 　　2008年中国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冲击,但同时又通过国内内需的释放保持了经济的增长;但增长的瓶颈也开始较快的体现出来: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此外人力成本也开始上升,通胀和资产价格的隐忧出现。 　　增长瓶颈与通胀隐忧这个“两难”的问题可能还会困扰我们较长一段时间。 　　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 　　有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或者是结构调整的话题其实一直都被讨论,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中国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一般用15-64岁的劳动人口进行抚养率的测算,表示人口红利。不过用1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这个指标,更能揭示经济转型的拐点。青壮年劳动力一般意味着生产能力强、储蓄能力强、住房需求高等特征;而一旦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出现后,也就意味着生产能力下降、人力成本将开始上升、消费意愿上升。(见图1) 　　日本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出现在1971年,之后10年从50.7%下降至45.6%;中国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在未来10年中将从48.8%下降至41.6%,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下跌速度要大于日本。因此尽管从人口红利角度看,中国还会持续到2015年,但经济结构转型从目前其实已经开始。 　　考察台湾和韩国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拐点,在其拐点出现之后,两国的经济增长也都出现了明显的阶梯式下滑。在此之前,尽管经济也会出现较大的周期波动,但并未有中枢式的下降。 　　还有2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韩国、台湾经济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更大,GDP短期下滑十分明显,有通缩而非通胀压力,这主要与这些国家对外资的风险暴露较大有关,在出现危机时,外资集中流出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遭受重创,难以出现内需放松;而在这一方面,70年代的日本和2008年的中国则在内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通过释放内需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1972年的“列岛改造计划”最终导致了1973年的高通胀,也终结了高增长的时代。 　　二是韩国和台湾虽然都遭受到了青壮年劳动力的拐点,但2000年之后,韩国经济表现要明显好于台湾;日本经济在70年代中后期也要明显好于当时其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内生性增长方面前者要做的更为成功。这也是说,如果经济能够在产业升级方面进行彻底的转型,则新的增长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