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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后 ——从引发争议的拍摄行为进行主客体心理分析 08801班 0808214033 胡星辰 照相机自诞生之日起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的来临，这期间不过两百年的历程，却经历了不间断的革新与创造。摄影师这一群体也从单纯的艺术范畴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身份。由于照相机的特点和其诞生时代的特殊性，摄影师成为了记录社会变化，感受时代变迁的先锋。拍摄照片这一行为也同时兼具基础的个人认知功能与教育、宣传等社会功能。伴随拍摄行为与拍摄功能等不断丰富起来的，是类型各异的照片。其中与大众关系最为紧密的要数新闻摄影了，它也一直饱受大众的争议。 每个人都会认为，想要体面的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等，需要在人前伪装自己，这个就是荣格所谓的“人格面具”，即要保证一个人能扮演非自己本来性格的性格，以在公开展示中给人很好的印象，并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不得不假装成另一种性格。几乎每个社会人都有着人格面具，对于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的职业需要，很可能就会将他们塑造成某种并不属于他们真实内心的面孔。摄影师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现象。 当摄影师举起相机的一刻，从外形上看就具有戴上面具的色彩。摄影师躲藏在相机的后面，从一个狭小的取景框中去设计这个世界，一方面他们会有武装起来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会有掩耳盗铃的安全感。大多说人对死亡都具有恐惧，但是士兵拿起枪，就有使命感在驱动他前进，有手中的武器给他带来生存的安全感，而摄影师则凭借自己手中的相机，给自己定位在任何场景之外。拿起相机，就好像穿上隐身衣，觉得自己只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 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作品堪称不朽，他的名言：如果拍得不够好，那是离得不够近，更名扬世界。这种非凡的勇气就是来自他对自己人格面具的依赖。可现实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摄影师并不能逃避每一个他拍摄的场景，战争中的子弹不会因为一个人拿的是相机而不是枪就躲过他，这就造成新闻摄影这一职业的安全系数极低，卡帕就在自己拍摄二战的过程中不幸牺牲。 相比于摄影师自己的生命而言，更能引发争议的是这种人格面具带来的负面效应。当人们过分地沉湎??自己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或压抑，此时，受人格面具支配的人就会与自己的本性形成矛盾，异化而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出现膨胀的情况，也就是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与自己本性中原来存在的其他不发达的人格形成对立和冲突，从而产生痛苦。对摄影师而言，带上人格面具进行记录仅仅是部分的行为，新闻摄影的还有一个职责是向公众传递信息。公众并不会因为摄影师一时的身份所限就不将其列为正常社会的价值讨论范围之中。人们评价一个事件时，其潜意识起的作用将起到极大作用。摄影师戴上面具时受到压抑的社会价值观念，还要作为其日后展示他作品时的评判标准。这是争议的根源。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凯文·卡特的作品《饥饿的苏丹》，这个为他带来普利策奖的照片也同时带给他生命的终结。因为社会上对他存在尖锐的批评，为什么不拯救那个小女孩而仅仅是拍照？他在自己的人性保守质疑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于此相似的事例是记者拍摄骑自行车者跌入水坑的组图，尽管记者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醒相关部门对市政设施的维护与公民的安全意识，但是他因自己“冷漠”的旁观姿态而在道德上受到质疑。 镜头后的摄影师承担了矛盾的社会标准，镜头前的被拍摄对象也具有不同寻常的心理特征。从具有争议的几张照片看来，这种心理特征主要是指荣格心理学观点中的投射理论，即将自己的“阴影”投射到对方身上。当自己不喜欢一个人时，那个人的阴影就会投到自己心底被压抑的部分，从而引起“感情上的反应”。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截然相反或相对的个性，其中的一方成为了自己的阴影。与这个阴影“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类照片的争议往往是指被拍摄人物的造型或神态与真实情况有悖，即摆拍。 在一个历史事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有着特殊的社会作用，这种认识会与自己的真实心理产生对立。如果这时候有摄影师要记录下这个历史事件中每个人的形态，那么所有人都不会希望自己身上与客观场景不符的元素被暴露出来，即不希望自己的阴影展示出来。越是这样，面对镜头摆出的姿态就越失去真实性。以叶夫根尼·哈尔杰伊拍摄的苏联士兵将红旗插上德国帝国议会大厦的照片为例。在苏军攻克柏林后，苏联士兵强取豪夺，俨然土匪，但是摄影师为了拍摄一幅正面的照片用作宣传，就不得不采用摆拍。镜头前插红旗的士兵摆出了近乎夸张的战斗胜利姿态，艰苦卓绝又英勇无畏，右上角的两名士兵则英气勃发。这是包括摄影师在内的所有人所认同的胜利场面。但是士兵手腕上的手表暴露了了他们的强盗行径。真实的他们和镜头前要展示的他们形成矛盾。对自己阴影的厌恶让他们用了几乎太过完美的形象来掩盖。正如一句西方谚语，人们努力想遮掩的东西总是因为他们的遮掩而欲盖弥彰。 从传播学上说，摄影师，尤其是社会摄影师，担当着把关人的作用，他们拍摄的照片，他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