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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本 序 言 韩静霆 俄罗斯艺术大师的作品，是我的教科书。我怯怯地望着文学之门而颤栗 的少年时代，看过一幅油画，画中列夫·托尔斯泰正在写书。那是一间木板 搭起的阁楼，光线昏暗，老爷子和木板房以及低矮的旧木桌融为一体，混炖 炖的。感觉中外面的世界全都消遁了，只有托氏在往低矮的木桌上掏什么。 任怎么呼叫，托氏也不会把眼珠转过来，不会停止他手里的活计。他那宽松 的绣花衬衫像个大口袋，也许 《复活》里的玛丝洛娃，还有《安娜·卡列尼 娜》中的主人公，都在那个大口袋里活着，一不小心就跑了出来。倘若老爷 子托氏没有活过两辈子三辈子，如何会从衣袖里掏出了那纷繁多变、摇曳多 姿、多情多泪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级的老祖父。 列夫·托尔斯泰生着一大堆胡子。 俄国多数艺术大师都是大堆大堆的胡子。 高尔基也有胡子。 我想我没指望了，在世上混了五十年，也干文学的活儿，可胡子还是没 有如意如数地长成堆。 最初是从小人书上认识高尔基的。 那会儿，我自己也是小人书。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这些书让我知道 了高尔基同志的祖父是个穿着旧呢制服的沙饿军官，外祖父是伏尔加河上的 纤夫，是列宾油画中裸露着赤铜色脊梁的那种人。也知道了高尔基在鞋店做 过小徒弟，甚至和他一起看见了鞋店老板怎样去抚摸女客的肥足，又吻自己 发臭的手指，听见了躲在门后的高尔基咯咯的笑声。 高尔基是我和我们几代人的童年的伙伴。 后来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 《海燕》，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刘湘林是长沙 人，喜好并擅长用湖南调儿朗诵：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鸟云。在鸟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做 地飞翔。 湘林老师那昂首向天的样子，和他那乍大乍细的音乐般的声调，还有那频频 出现的泛音 （四十个字中有“大、风、集、燕、色、电、做、飞”八个泛音）， 引起我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临摹欲望。于是，我读书的关东小镇中学里，到 处飞翔着湖南的 “海燕”。 这只 “海燕”，一直随着我飞入京华。 随着阅读高尔基作品量的增大，我渐渐偷窥到了他那颗饱经忧患、饱含 真情的比海洋和天空还要博大的心灵。还了解到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早在 九十五年前 （1900年），就发信邀请契河夫说， “一同到中国去吗？……一 同去吧！”他又说， “中国的念头在折磨我。非常想到中国去！”虽然高尔 基终于没能摆脱中国诱 惑的折磨，没有趟过黑河，不过，七年以后，1907 年，光绪年间，他的作品趟过了黑河进入中国——有了中译本。 优秀作家的作品是通行世界的 “绿卡”。 高尔基的声音穿越了空间的壁垒和时间的隧道。 印象非常深的是高尔基曾经写过，他梦中有一双破旧的靴子，在不停地 行走。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饿语是一门课程。 因为我读音乐学院前在社会上做工，从未学过饿文，同班同学却已在附 中至少学过了三年。我听课如听上界的天方夜谭，跟不上进度，就郑重要求 免修了。 如释重负，欢呼雀跃。 若干年后，我有了随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机会。 这分明是很不客气的玩笑，或者叫做惩罚。 来到俄语成为生活必需品和生命的一种元素的世界，我忽然就变成了聋 子、瞎子和哑巴。没有翻译刘宪平陪同，不能上街，不认识路，不懂问路， 不会看地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地铁发达，可那一层又一层深下去的地铁， 对我来说就是地狱，下去了不知怎么出来。因为语言的关系，很难再搞什么 细腻描绘，幽默调侃，诗意盎然了，说些话都直观而且直包为了让翻译尽快 地传达过去。翻译十分热情，热烈，尽心，尽职，越是这样就越不容易。遇 到入多的场合，与苏联作家朋友面面相觑，只好东张西望，等着翻译从别人 那儿忙完了再开口。这时候，知道国语说的什么 “眉目传情”，其实是有限 的，倘不先递了话去，真不知道怎么传，传给谁？还有大家常说的 “不著一 字，尽得风流”， “风流”个鬼！风马牛不相及！吃饭的时间也因为语言的 关系变得冗长，累人，一切美丽的多情的诗意的祝酒词都必须重复一遍。一 次宴会上，我与一位苏联名作家夫人试着 “对话”，她把两指竖在头上，眸 地叫了一声——请我品尝牛肉；我把两手掌伸开，做波浪状——请地大餐诣 鱼。可是，轮到土豆沙拉，我们全都没办法了，手语无法表述，只好用钢叉 敲盘子了。 假如没有翻译，我还敢趟过黑河吗？过了黑河又做什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