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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物期权方法FDI时机问题研究 　　摘　要：在回顾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FDI时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两维思考”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不确定环境下FDI时机决策问题。研究表明：当考虑期权的时间效应和管理的努力因素、战略博弈和产业竞争、FDI的多阶段和规模可扩张性以及FDI战略的相对优势时，不确定性会给跨国公司的FDI带来灵活处置的权力和价值创造的机会，促成FDI尽早实现。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不确定性；实物期权 　　 　　一、引言 　　 　　传统FDI理论通过研究“Who”，“Where”和“How”问题(Hymer，1960；Kindleberger，1969，1975；BucklevCasson，1976；Dunning，1977)来揭示FDI产生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模式，极少把时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FDI的分析框架中，即When，FDI何时投资的问题。尽管Dunning(1981)曾指出FDI投资时机的重要性，诧异的是在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后来有关的FDI理???研究中，FDI时机研究相当地缺乏，只有少量研究文献曾涉及，如：BuckleyCasson(1981)从最小化成本并获得市场成长的角度研究多种国际经营模式的转换时机问题：Mascarenhas(1992)分析了FDI进入时机与跨国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FDI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传统FDI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规律方面日趋被动，一方面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对OLI理论框架的冲击；另一方面静态视角的传统理论也无法诠释FDI的波动性特征，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前者引发了Wells(1983)和Lall(1983)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后者再次提出了如何从动态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Rivoli and salorio(1996)借鉴实物期权方法对FDI时机进行了开 　　 创性的研究，成为FDI理论完善的另一重要方面，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对揭示FDI行为规律及东道国的政策完善有着极大的意义。但是，FDI时机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争议。因此，笔者借助国外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FDI分析范式，针对有关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尝试从新的角度加以分析。 　　 　　二、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FDI时机问题研究回顾 　　 　　基于实物期权分析方法的跨国投资时机问题研究是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后，真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先是kogut and kulatilaka(1994)、Adrian Buckley andKalun Tse(1996)等人利用实物期权理论研究了跨国公司的网络结构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的优势以及FDI在众多跨国经营模式中的比较优势问题。Rivoli andsalorio(1996)结合实物期权理论开创性地试图回答FDI的“When”问题。此后相关研究不断涌现，Darby et a1.(1999)，Sung and Lapan(2000)等人从汇率角度：J?brandao de Brito and F.de Mello Sampayo(2005)从国家吸引力角度：KellyEdmiston and shannon Mudd(2003)从税收结构角度；Gilroy，Bemard.(2006)从出口模式向二阶段FDI模式转换时机角度，研究了众多不确定因素对FDI的影响。这些研究文献，发展了一种基于期权理论的分析范式，并提供了一些新的实证成果。 　　自从Myer(1977)提出了实物期权思想，实物期权方法在国外逐渐成为风险投资决策的重要工具。90年代，DixitPindyck(1994)等人的研究又极大地促进了实物期权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而实物期权在FDI研究中的运用则深受他们研究成果的影响。我们知道，实物期权方法在项目投资评价中的运用，要以投资的可延迟性和不可逆性为前提，以不确定环境为契机。FDI也是如此，如果不存在延迟性，跨国公司可按照传统的NPV方法。只要期望收益大于投资成本即可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如果投资后企业可以完全收回投资，这时基于“等等看”的期权分析也没有价值。另外，不确定性是影响FDI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投资环境稳定时，决策者对未来是完全明晰的，NPV分析方法就可以应对。但跨国经营的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不确定性越大，“或然决策”的价值越高，这是因为企业延迟决策并等待进一步信息，会在把握不确定环境中投资价值积极向上潜力的同时，抑制因不利环境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就为决策制定提供了价值增加的洞察。因此当FDI的可延迟性、不可逆性和环境高度不确定属性共存时，必然决定了相对于传统的NPV评价方法，实物期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