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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三种力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摘要]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的热潮。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核心就是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目前，我国农村村级公共产品方面欠帐太多，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主体不明，另一方面是筹资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实践证明，农民自发形成，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对缓解农村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农民合作组织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困境 理性选择 　　 　　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一种是城市所需的水、电、气、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都由政府来提供；另一种是农村所需的道路、学校、供水、供电、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主要由县、乡（镇）政府来提供或者由农民自己解决，而上级政府只给予很少的补助。其结果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总量严重不足、总体质量不高，而且供需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稀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但是，在现阶段，尽管我国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全部依靠中央财政还是不现实的。实践证明，农民自发形成的、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对有效缓解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相对于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而言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是由现代福利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理论的奠基人萨缪尔森提出的。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产品，即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非排他性，即使用者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消费，并不减少该物品或服务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二是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对于公共产品来说，这两个特征都应具备，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完全具备以上两??特征的公共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 　　农村公共产品同样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的。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包括乡村道路、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事纠纷、维护道德规范、村办集体企业等公有财产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公益事业、提高村集体福利等。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互益性。其受益范围主要是本村成员，村外成员一般很少享受到这种好处，公共产品与本村成员的利益更加密切。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集中体现为如何在解决温饱后实现持续性发展。而制约农村持续性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现有科技水平对农业支撑不够，导致农业发展后劲疲软；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投入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导致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可持续发展潜力有限；农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致使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效率受损。以上问题几乎都是农村公共产品严重匮乏的表现。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供给责任不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即农村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在传统的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认为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往往是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所当然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在我国，由于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买单，地方买不了，转嫁给农民，结果造成农村的公共产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劣于城市公共产品。而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受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又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表现在：一是私人部门参与不够。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经济。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都强调了产权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因而，解决公共产品私人供给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公共产品的产权明晰。但是，在我国公共产品的产权是残缺的，而农民又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使得私人组织难以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滞后。第三部门通常是指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是那些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中介机构。它能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为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