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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对我国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建设 　　投资者权益保护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根本目标是要维持投资者信心,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促进资本积累和证券市场发展以及经济增长。 　　前任美国证监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指出:“我们如何向投资者证明市场是公平的?我们强迫那些拿了投资者钱的人讲真话,说出所有的真相,关于企业的真相。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必须不留情面地加以惩罚。学者们将此过程称之为对信息不对称的矫正,而我们则有一个简单的名称:投资者保护证券市场的灵魂是信息的公开性完。”可见,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有效运行不仅是投资者理性投资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投资者要求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证券侵权责任赔偿的法律依据。 　　 　　一 　　 　　我国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组成。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基本法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证券侵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影响巨大。最高法院曾于 2001 年下发了《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受理的通知》,理由是受当时立法及司法条件的限制,尚不具备审理此类案件的条件。2002 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此法院正式受理证券侵权案件。2003年1月9日高法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了规定。以上司法解释虽然打开了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大门,但其不足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设置了前置程序。《规定》第六条指出,只有在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对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后,投资者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其理由为:1.抑制滥诉,防止诉讼爆炸。由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化规范化的程度不高,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若无前置程序,案件数量将会很大。2.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由于证券行业专业性较强,受侵害的一般投资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举证较困难,设置前置程序可以利用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力量调查取证,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3.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保障司法的统一性。由于我国司法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地方保护主义较严重,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决,损害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设置前置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证券投资者胜诉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 　　前置程序看似可以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责任、提高司法效率,但是其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1.前置程序限制了投资者的诉权。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当事人就应当可以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前置程序不适当地限制了公民的这种权利,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2.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必须保持与法律文本统一和协调。前置程序超越了法律文本。3.前置程序的规定使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形同虚设。我国证券法规定,对于违反证券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一旦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机关处罚或法院已做出裁判,则其财产很可能已被没收、冻结、查封或处以罚款,此时就很难保证民事赔偿的优先性。 　　二是2005年新修改的证券法在实体上赋予了投资者在因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中遭受损失拥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在程序上《规定》停留在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因虚假陈述遭受损失而获得赔偿的权利。对于当投资者因发行人、上市公司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受到损失时能否提起诉讼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显然《规定》中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狭窄且陈旧,需要有新的诉讼规则加以完善。 　　三是在诉讼模式上,《规定》规定虚假陈述案件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而不采用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其中共同诉讼只能采取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且代表人诉讼权限范围狭窄,只能代表其他当事人出庭参与诉讼,而没有实质上的诉讼请求权利。此外,代表人产生方式单一,仅规定由登记的当事人推选,没有可供选择的其他方式,极易遭遇难以选出代表人的尴尬。 　　四是关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管辖问题。《规定》规定案件必须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厦门的投资者要向一个住所地在北京的上市公司提起证券赔偿诉讼,其必须到北京的有管辖权的法院参加诉讼,这无疑增加了投资者的诉讼成本。 　　 　　二 　　 　　从投资者保护角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上市公司之所以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和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利益冲突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