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源徽商对经营环境营造(一).docVIP

左右逢源徽商对经营环境营造(一) 　　经营环境是徽商赖以生存的空间,包括经营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徽商所处的环境状况对其经营活动乃至生存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徽商非常重视对经营环境的营造,通过谋求权势之交、结好文人学士、热心公益事业等手段来为自己的经营创造优越的外部环境,通过店堂文化、柜台艺术与广告促销等方式来为自己的经营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重视对经营环境的营造,同样也是徽商能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谋求权势之交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主宰一切。权力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换来金钱、美女、财富和名声。那个时代,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做任何事情只要凭借权力就能通行无阻,否则寸步难行。徽州商人为了在商界站稳脚跟,并求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与权势结缘。因此,攀缘权势,谋求权势之交,就成了徽商营造经营环境的重中之重。 　　徽商攀缘权势,可谓不遗余力。其一是以学识相交。这是一种比较高雅的手段。中国封建社会,儒与官通,而“贾而好儒”又恰恰是徽商的一大特色,这样,儒学便成了徽商与官僚之间的黏合剂。明初休宁商人汪可训曾就学于南京国子监,博学多才,名噪南都,一时名士缙绅各得与语为快。后其弃儒服贾于芜湖,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与前来摄芜湖关事的西蜀雷公及继任者潘二岳两人结成莫逆之交。“余如罗柱史、张铨部、程观察诸大老曲席折节,指不胜屈。”歙县商人黄长寿,少习儒业,性喜吟咏,弃儒业贾后,“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和《壬辰集》,前太史景公赐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官与商之间形成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是“儒”的媒介作用。 　　这方面,在盐商与盐官的结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徽商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所谓“其货无所不居”。但其中则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而在这“四大宗”行业中,盐业居于首位。徽商中最富者为两淮盐商。诚如万历《歙县?货殖》所云:徽商“举起大者,莫如以盐策之业贾维扬之者而已”。在扬州的徽籍盐商,既是明清两淮盐商中的主要势力,也是整个徽商的中坚力量。在明清时期的众多商帮中,为什么唯独徽商能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取得优势地位?究其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徽商善于利用儒学作为与官府的黏合剂,从而收到官府的特别宠遇,他们的这一手是其他商帮所望尘莫及的。 　　徽州盐商,因为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且又熟悉盐务,所以盐政衙门有关因革损益事宜,常常请他们参与决策。如弃儒从商的歙县人江人龙,“谙于盐法,利弊周知,督运观察使朱公闻公贤,一切有关盐政事,必礼请面商。”歙商黄崇德,因“博览多通”而得到盐政官员的赏识,盐政司有事,往往向其垂询,而且多被采纳。 　　清康熙年间,两淮盐场开始设立总商。总商在诸商中居于首领地位,是两淮盐业的垄断者。总商对盐政衙门来说,是诸商的代表,有关盐法中的种种规定和措施,官府要通过他们去贯彻;对附于名下的散商来说,总商又有督征盐课以及杜禁夹带之责,代行了盐政衙门的部分职权。总商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们具有半商半官的性质。据许承尧《歙县志》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歙籍盐商之所以在两淮占了半数之多的总商席位,除他们家道殷实之外,再就是他们大都是“亦贾亦儒”,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和办事能力。如任两淮总商40年的江春,就是因为少时习儒,“练达多能,熟悉盐法”,且长于诗文,而得到了盐政衙门的器重,“俾综商务”的。鲍志道,也是一位“业儒”出身的盐商。他任总商20年,名重两淮。由此可见,正是通过“儒”这个中间环节,徽州盐商得以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既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又获得了较多的经济利益。这条攀缘封建政治势力的道路,不仅为徽籍诸盐商所研究,同时也为经营其他行业的徽商所采用。 　　其二是以联姻攀附。徽州之俗,“婚姻论门第”,深受徽俗浸染的徽商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家谱中我们发现,徽商尤其是一些大商人总是和封建官员结有姻亲关系。一些在外地的商人,也总是千方百计与封建官员联姻。如扬州一徽州盐商有一义女江爱娘,被视为奇货可居,“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听说朝廷韩侍郎打算取个偏房,“先自软瘫了半边”,立即派媒人说合,把江爱娘“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陪嫁妆。只图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后来,韩夫人去世,江爱娘被立为继房,并获夫人封号,“那徽商(被)认做干爹,兀自往来不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这一故事把徽商逢迎、攀附封建政治势力的心态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虽是小说家言,但作者选取徽商作为描写对象,无疑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 　　其三是以报效相结。这是徽商结交权势的又一种手段。最突出的莫过于扬州盐商。盐商要谋求封建官员的青睐,首先要恭顺地接受盐官的“管束”,一切听命于盐政大员。盐政衙门有需求,盐商要满足;盐官有索取,盐商要供奉;盐法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