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中国金融教育历程.docVIP

我亲历中国金融教育历程 　　编者按： 　　李皓原，原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司长，从事和关注与金融行业教育相关的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1983年上任人民银行原教育司司长开始，李皓原着手承办人民银行金融教育工作，建立了从初级银行学校，到金融专业专科、本科教育，直至研究生教育的层次完备的金融教育体系。90年代初，在卸任之际，刚好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场新革命。从行业办学到倡导地方办学，这一转变给这位老司长带来深刻的思考。 　　本文整理自李皓原司长的自述，主要讲述了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他所亲历的人民银行兴办金融教育的背景和全过程，其中不乏他个人对金融教育、对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深刻思考。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了解人民银行那段如火如荼的金融教育历程，从而对新形势下的金融教育进行全面思考。 　　 　　“我是1981年开始接手搞金融教育的。” 　　我是1980年底从四川大三线被调回北京人总行的，不久行领导就找我谈话说，金融业会有个大发展，要抓紧培养人才，让我到五道口总行管理干部学院任院长，搞培训协办研究生部，培养金融高级后备人才。在这之前总行成立了科教司，后又科教分设，成立了管院校和干训的教育司。接收了四川、陕西、湖南三所财经学院，由总行直接领导。1986年又组建了中国金融学院（北京），不仅自办学校，还协助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辽宁财大合作办学，同时要求各省分行设立银行学校，培养基层金融业人才。 　　1983年初我调任教育司任司长。这期间，主要是巩固基础，提高层次。选拔有条件的中专升格为7所金融专科学校，又组建了1所大学（即中国金融学院），开办了3所管理干部学院。与此同时，基本专业和相关专业陆续建立。至此，由44所金融专业院校组成的人民银行层次配套，学科齐全，分布合理的金融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五道口’的办学方向非常正确。” 　　五道口创办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工作人员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正常教学。 　　当时条件虽差，但教学不仅正常进行，而且还非常规范，我们成立了学位委员会，每个学生必须通过学位委员会的认定才能毕业。 　　“五道口”是中国金融专业教育领域的“先驱”。因为在办学指导思想上非常开放，重视国际金融理论和前沿的学习以及分析，教材主要引进国外的，同时又注重外语教学和实践教学，学生们理论和实践基础很深厚。在办学模式上，“五道口”也开了先河，没有固定的老师，采取外聘制，比如当时管理部门在一线工作的各级领导，中国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北大、人大对国际金融比较熟悉的老师，外国专家等，都是“五道口”的老师。 　　实践证明，“五道口”的办学是成功的，确实为中国培养了急需的高级金融人才。现在“五道口”的毕业生，在金融界的作用和影响都很大。 　　“要把‘五道口’的好传统发扬光大。” 　　我曾考察过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慢慢得出结论，部门办学最初是必要的，但不能持久，还要国家办学、社会办学、地方办学、统一办学，部门办学对资源是个极大的浪费。 　　“五道口”培养了很多人才，但存在同样问题，规模太小，没有基地，没有师资，没有系列教材，继续办学困难很大，也浪费了很多资源。 　　现在关于“五道口”未来发展有很多说法。我认为，不要狭隘地看待这件事。大家要从人才培养的高度出发，将“五道口”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与外国的交流等特色坚持下去，将好的传统保留并发扬光大，多培养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这才是重点。 　　反过来，想要保留“五道口”也可以，但前提是具备继续办下去的条件，把不规范的东西变规范，硬件、软件都要配套。行政不能办学，只有靠科研力量带动才行。具备了办学的条件，人民银行当然可以自己办学，而且自己办可以多联系实际，联系专业部门，这是优势。特别是专业性强的，不一定非得地方办，部门办也有好处，像美国也有保险学院。过去把学校都交给地方我赞成，但有些专业强的交给地方，我不赞成。 　　“人民银行办金融教育，办得早，办得快，办得多，这个在中外办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科学和教育工作，指示不仅学校、地方办教育，业务部门也可以搞一点。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是对金融业发展极大的鼓舞。 　　当时，在人民银行系统，有大学学历的工作人员比例可能还不到两位数，用不到10%的人去管理大金融显然不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加速培养金融人才，迫在眉睫。人民银行开始大力兴办金融教育。 　　从1980年到1990年，如果算上电大、夜校等，我们培养的金融人才不下50万人，为后来的金融大发展储备了大量智力和人力资源。 　　有件小事对我很有启发。大概在1987年，巴基斯坦银行的行长来访，我为他介绍完人民银行搞金融教育的情况后，他半开玩笑地说：“李先生，你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