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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及未来走向 　　[摘 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FDI)从一开始便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三大集聚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则长期被排斥在外围地带。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FDI在东部地区仍处于集聚上升的阶段,并有可能出现由核心城市连接的集聚带。东部地区若想维持引资的优势地位,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而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引资突破,则应充分利用日本FDI在东部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 　　[关键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空间分布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问题,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做了相关研究。Belderbos 和Carree(2002)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对1990年～1995年间分布于中国29个省(地区)的日本电子产业229个厂商的地区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李国平(2001)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差异和变化的现象,通过数据和实例得出日本对??直接投资具有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点,尤其是上海和大连。苗泉(2005)通过建立随机效果模型分析了导致不同地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产生差距的因素。其他一些学者如李辉(2001)、薛军(2003)等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日本对局部地区直接投资的状况。以上学者多是横向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对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历史变迁缺乏纵向分析。本文将结合相关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将空间横向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部分,系统地从纵向角度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据此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走向及不同地区引资环境的改善提出一些想法。 　　一、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最初的区位选择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导致的,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城市会吸引第一批投资者,如深圳市;也可能是因为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力,如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海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示范效应等作用的影响,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集聚状态,并有可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处集聚。 　　1.第一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零星分布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深圳、珠海等南部沿海城市被划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在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的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吸引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资,这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1983年,日本开始进行试探性投资,数量较少,每年不超过10例,且主要集中于深圳市。1984年～1985年为第二个阶段,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生产成本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地增长,当年共进行了66个投资项目,到1985年,增加到118例。除了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较密集外,在地域上也开始向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大连等港口城市转移。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地区零星分散状态。这一时期,由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市场尚未开放,因此没有日本直接投资的进入。 　　2.第二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扩散 　　凭借先前具有的优势,广东省在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数量上仍占有较大份额,例如1987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仍然集中在华南地区。1990年以后,受“广场协议”等日本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地增加,投资重心也逐渐向北转移。到1991年,辽宁省成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仅大连和沈阳两市就吸引104家日商的进入,合同金额达到23,638万美元,分别占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的17.3%和29.1% ,其它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等也陆续地吸引了日资的进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02年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以及实际投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01%、167%和33.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促使了集聚的产生,到1995年,初步形成了日资的三大聚集区: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广州和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直到1992年日本FDI才开始真正地进入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东部地区获得了最初的引资优势,并由于生产的前后关联效应以及积累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将这种优势锁定,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并将中西部地区长期排斥在外围。因此90年代日本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陕西等部分省市。这些省市或者工业基础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