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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法律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事故问题频频发生，国外产品召回制度越来越多地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社会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四部委第60号令)于2004年颁布施行，但该规定无论是在效力等级上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存在很大局限性。面对日益严重的缺陷产品危害现状，研究并建立我国产品召回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产生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它的产生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剧有着最直接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加剧，为了最大可能获得利润，企业不断向市场推出高科技新商品，高科技产品虽为消费者带来许多便利，但因生产技术的高度复杂化和新技术往往存在着不完善特点，商品的潜在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加，而现代化的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使得一件商品往往要经过无数生产环节才能完成，任何环节的差错将导致整件产品的缺陷，规模生产更使得缺陷产品遍布社会，最为严重的是为了抢占市场，制造商甚至明知技术缺陷也将不成熟的商品匆忙推向市场，大量的缺陷产品投放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频繁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事故点燃了消费者运动的熊熊火焰，20世纪中后期，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是各发达国家，消费者运动风起云涌，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在美国，消费者组织首先向缺陷汽车发起进攻，结果获得胜利，直接导致了1966年《国家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法》的制定。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事故的频频发生也使得产生于20世纪初的经营者社会责任学说重新受到重视。经营者社会责任倡导者认为，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除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外，还应尽可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企业对被侵权人之责任及对消费者的责任。20世纪中后期，社会责任学说被许多国家立法者接受，并通过诸多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劳动法、产品召回法等。 　　由此可见，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理性回归的表现。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人类终于认识到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人类才能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高科技带给人类的只能是深重的灾难。 　　 　　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与产品责任制度比较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问题由来已久，各国法律对其规制的力度也在逐渐由弱变强。在20世纪中后期，各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产品责任制度与产品召回制度对缺陷产品进行规制。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势，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着保护消费者的作用。为了便于立法衔接，有必要对产品责任制度与产品召回制度关系进行研究。 　　产品责任是指商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对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产品责任制度早于产品召回制度产生。作为后产生的制度，产品召回制度至少弥补了产品责任制度的三大不足： 　　其一是弥补了产品责任的预防功能的不足。产品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责任，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侵权责任的功能包括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其中补偿功能是其最基本功能。侵权法也强调预防功能，但其预防功能是通过补偿功能表现出来，即通过要求制造者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制造者和社会受到心理上的阻碍而不敢草率设计、生产产品以预防事故再次发生。但侵权法的这种预防力量是微弱的，尤其是对已经投放市场的缺陷产品在未来可能致人损害根本没有任何预防作用，产品召回制度恰恰填补了这段空白。产品召回制度与产品责任制度针对缺陷产品已经投放市场尚未造成损害和已经造成损害的两种情形构成了预防损害和赔偿损害完整的保护链。产品召回制度将时刻处于缺陷产品损害危险中的消费者解放出来，责令企业承担召回义务既加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扼制了企业在设计和制造产品过程中的轻率和不谨慎行为。产品召回制度在预防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方面功能强大，弥补了产品责任制度的预防功能的先天不足。 　　其二是填补了产品责任制度在“发展缺陷”问题上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空白。所谓发展缺陷是指产品具有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难以发现的潜在的危险。各国法律对制造商“发展缺陷”的免责是为了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然而将“发展缺陷”的风险完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显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产品召回制度责令企业将那些在生产时尚不能发现而在投放市场以后发现存在缺陷的产品召回有助于消除事故隐患，也有利于公平解决“发展缺陷”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其三是弥补了消费者权利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