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docVIP

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的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在此期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夫子及其儒学越来越引起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孔夫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共处或“联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既表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直接涉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但是，任何现象都有表面性和或然性，因此，我们要从这一现象得出有价值有深度的看法，就要结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给予批判性的考察。????一、中国思想界当前的形势????马克思和孔夫子是历史上两个真实的个人。但这两个人有着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文化间隔。孔夫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那是中国“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的德国，逝世于1883年的英国，一生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所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个时代也是阶级矛盾和由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导致的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的时期。正像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一样，马克思是知道孔夫子的，但所知有限。他在184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是孔夫子，作为易经的阐释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转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话中，有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孔夫子，主张“财产共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7页）。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他们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在它的旗帜下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现在，中国执政党同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却为孔夫子及儒学恢复了名誉，并给予很高的地位。这里把马克思与孔夫子放在一起说，显然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儒学的关系，并通过它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些主张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他们坚决反对用儒学取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继续认定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下面举关于冯友兰的一个例子略加说明。????冯友兰本来是尊孔的，但在“文革”期间，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转而批孔。到了晚年，他在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反思建国后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的教训，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看重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即“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会同意前三句，不会同意后一句，马克思主义会说“仇必仇到底”，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革命家，革命就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冯友兰接着说，原来的统一体破坏了，社会仍然存在，所以其实是转化到新的统一体了。原来的革命者现在也转化为统治者，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破坏统一体而是要维护新的统一体。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和”不是“同”，仍然有矛盾斗争，但这些矛盾斗争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是“和”。他预言，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参见冯友兰，第251－254页）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仇必仇到底”是“仇必和而解”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至少“现代历史”是如此。冯友兰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的确可以商榷。但当时有些学者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却自觉不自觉地出于意识形态，未能充分考虑冯友兰所针对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他的良苦用心。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正常的社会秩序，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把这一构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和”、“和谐”观念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