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争”文化反思.docVIP

“儒墨之争”文化反思 　　? 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一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二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