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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公道与仁德 　　《论语》是历史中国的重要符号，文化传承的第一典籍。《论语》中记录的孔子，则是影响中国最大的历史人物。而沉隐于《论语》文本之后的文化秘密、情感秘密、符号承载的存在秘密，以及它将会展开和透露的理性深度秘密，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论语》因其丰富、悠久，它的信息符码呈现出深海意象般的蒙?、浩瀚，还有着很多不可知的意蕴在等待打捞。 　　与很多历史人物比较，孔子是个朴素的老人，但不是一个简单的老人。他身上沉淀了远古的信息，并涵摄了未来的信息。他的朴素，表现为中华本位文化的定力，不可移易。没有人能说清《论语》至为简单的话语背后的深邃。那是东方这个民族在天道照临下诞育并生发“公道─仁德”光明理念的文本渊薮、“精神─道德”价值维度的系泊之地，是本土的根源性和标志性文明。在万邦林立的当代世界，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是解决华夏身份识别危机的重要资源。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那篇久负盛名的《为什么读经典》中讨论意大利经典时说：“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到达的位置，进而表明意大利经典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论语》也是这样。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令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论语》令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化渊源有自。离开《论语》，同样流动着黄河长江的东方土地上，活动着的民族很有可能会是另一个面貌。 　　《论语》义理标举大圣先贤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观念，它们是：主公道，行仁德，守礼法，执中庸，信天命，重伦常，讲心性，倡教化，明义利，辨夷夏。 　　这十大观念，已经被昔贤今贤讲述得很多了。一般倡导“心性”一派的儒学家更认为“仁德”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但考察《论语》文本和现代文明，就会发现，仅仅瞩目于“心性”讲述“仁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可以看到，“仁德”与“公道”密切联系，可以统称为“公道─仁德”。十大观念均生成于这一理念，而这个理念，既是人格修养的，也是学术思想的，更是政治实践的。 　　《论语?尧曰》章中，孔子第一次提出了“公”的概念： 　　“敏则有功，公则??。” 　　《论语?尧曰》章叙述尧、舜、禹、汤、周五代大义所在。这是一个“政治─伦理”主题。儒学是以在野的身份，书写这一大义主题的。此处所论之“公”，即公平正义。“公”的目标是“悦”。“悦”的主体是谁呢？应该是“民”，但按照本章一再对“天”和“上帝”的吁告，还应该包括“上帝”。所以“悦”的主体是“天、民”。孟子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说，就是要阐明：君子（包括君王公侯）的责任修养，非仅关一身（“我”）之得失，更关乎“天、人”之际。孔子儒学大义重点在“敬天”，尤在“得民”；“敬天”的目的是“得民”。“敬天”，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人间立法寻求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的努力。儒学的“天下”观，其实是在“公道─仁德”理念统辖之下的“天下”观。这样理解《论语》大义，也便理解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道义担当精神。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执掌，承担），而抑（抑，疑当为亦）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叙论一》）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妇之与知，圣人莫能违也。”（《读通鉴论?叙论二》） 　　《论语》论“礼义廉耻”之“四维”，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论“明智敬慎”，论“贤愚贵贱”，论“中庸”，论“德行”，论“天下”，其实无一不在论“公”论“仁”。整个儒学（君子儒，真儒，大儒）所讨论的命题，综合起来看，也是在讨论“公道”与“仁德”。 　　《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尸子?广泽》说：“孔子贵公。”二者分别以“仁”和“公”指代孔子理念之核心，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吕氏春秋》看到了孔子的“仁”，《尸子》则看到了孔子的“公”；其实，两者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也即“仁”与“公”的一体性。 　　历代大儒，看到“仁”与“公”的价值关联的，程颐为第一人。他用一种定义式的方式说： 　　“仁者，公也。”（参《河南程氏遗书》卷九） 　　又说：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同上） 　　“公”是什么呢？程子认为“公”离不开“仁”，同时，它又是奠基于“正”的：“公以正为本。”（《二程粹言》）这是程子很重要的发现。一部“二程集”，瞩目于“公道”者甚多。这是程子的光荣。 　　这样，就可以发现：《论语》之“公道”与“仁德”，是孔子儒学基本理念的一体之两面。现代人讲述经典，应有现代精神的注入。这个方法可以概言为“创造性转化”。当“仁德”这个被反复讲述的儒学“核心价值”，与“公道”的理念联系建构起来时，公平、正义之现代价值也便有了传统来源。 　　一部《论语》，就在“公道─仁德”理念的政治展开、道德推演、伦理建构中，有了光明的大格局。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