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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国乐思想 　　摘要:20世纪初,西乐东渐与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的学习与接受,使得“国乐改进思想”迅速崛起。本文试对“五四”时期新国乐思想进行探索和分析。 　　关键词:新国乐思想 五四时期 西乐东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8- 　　 　　一、“西乐东渐”和“国乐改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伴随着这场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的到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也发生了千变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音乐文化便由此大量涌入中国,不断冲击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讨论中国音乐的文章,虽未言及“国乐”一词,但都强调中国音乐应具有自己的“国性”。①有人在文中提到:近数年来热心音乐者,知音乐为国家之精神。一方面学习西乐,一方面提倡中乐。学习西乐,国家有官费之奖劝;提倡中乐,京沪有研究会之设立。各省每年多有音乐会,丝竹之类,加于其中,亦稍足代表吾国之精神。② 　　可见,国乐维系国魂,“国性”则是国乐灵魂之所在,它代表着一种国家精神,甚至是一种民族精神。无论如何都不得违反国性,在他们看来:音乐一道,其能移风易俗、淑性陶情。小之关系于人生,大之关系于国家……然则提倡之道足以应今日之需要者,果何在哉。将亦迎合潮流认定西乐而提倡之耶。此则不敢妄为。赞同者也须知西乐虽多为世界之音乐,但无论如何国必有一种国性的音乐以代表民族之精深。③ 　　对于国乐改进而言,最重要的是以不失国性为重要前提,进而改造合乎国性的音乐。因为: 　　我国既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明大国,我们研究音乐制曲,就应当有我国的国性,若是徒参用西乐理论,用西音乐阶旋法作曲,无论如何是西洋的性质,若是想发表国性的曲谱,非参看古乐旋法,调查古乐旋律不可。④赵元任在言及“国乐”和“西乐”时,提出的两个“不同”的命题中也指出:“不同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国粹,都可以算中国音乐的国性,都是值得保存与发展的。”⑤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作者们将中国音乐蕴含的“国性”都如数家珍地表现出来,这也正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那??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刘天华曾感慨地说:“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而易懂。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作些工作”。⑥ 　　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我国国乐曾面临着趋于边缘,遭遇摒弃的危机,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一些从事国乐改进的工作者,却站在了似乎无人问津的高地上,在这种巨大的爱国热情之下,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了一系列国乐改进工作,使国乐无论是在理论观念还是具体实践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 　　 　　二、中西融合的音乐观 　　 　　一场以提倡“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音乐文化从此由保守走向开放,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借鉴。在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思想的对峙下,一种中西融合的音乐观逐步建立起来。 　　刘天华就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开辟道路的先驱,他认为:“一国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故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⑦ 　　这集中体现了刘天华的新国乐思想,他一生坚持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他的目标和理想。只有看到自己的长处,才能立足于国乐的基础之上,在国乐改进中掌握方向;而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明确国乐改进的目标,使其不断迈向前方。这种中西融合、中西互补的音乐理论观念能够客观地对我国国乐加以辨析与扬弃,也正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思想所不能比及的。 　　 　　三、记谱法的改进与乐器改良 　　 　　刘天华在其所编《梅兰芳歌曲谱》的《序》中写道: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藉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其致命伤。⑧ 　　萧友梅在论及古乐不能流传到今日的原因中,也指出:若教授不得其法,乐师教授一曲多以听习为主,不注重看谱学习,所以人死之后,乐曲就与之同归于尽。⑨ 　　可见记谱法的改进对于国乐发展可视为关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