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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世瑞两部近作看其管弦乐创作民族特点 　　民音乐出版社于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０８年推出的《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２７部作品中，有两部是作曲家朱世瑞的作品，一部是为竹笛与交响乐队而作的《〈天问〉之问》(以下简称《问》)，另一部是为唢呐与大管弦乐队而作的《凤凰涅?》（以下简称《凤》）①。从这两部作品能同时入选《曲库》，充分说明朱世瑞的作品已经引起乐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普遍认可。它们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气质，已经成为构成当下中国音乐创作多元化发展中重要的一元。 　　正如朱世瑞的《天净沙?秋思》（１９９３）、《双韵――和李太白与荷尔德林的精神对话》（１９９５）、《国殇》（２００６）等作品一样，这两部作品的标题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天问》是屈原的旷世长歌，全诗由一百七十余个诘问构成。因其充满瑰丽的想象和远古神话、传说、历史，而成为一部中国文学经典著作，体现出屈原的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怀。《凤凰涅?》是我国民间传说，以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②的故事来表达一种不畏艰辛痛苦、追求自我升华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具象地描述“凤凰涅?”的过程，也不是在探究《天问》诗中的问旨何在，而是通过个性化的民族音乐语汇与新颖别致的管弦乐音响色彩的共同作用，创造出传统韵味浓厚又独具色彩的音乐风格，以自在的音乐方式来表达作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反思，以及对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观照。 　　一、五声性音高结构 　　在音高组织方面，作曲家采用确定性音高与非确定性音高相结合组织手法。确定性音高是指作品中具有固定音高的乐音，与之相对应的非确定性音高则表现为音高的飘忽游移，如滑音或大幅度的吟揉音即属此类。在作品中，确定性音高构成作品的旋律与和声结构框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五声性，非确定性音高则是传统音乐行腔走韵的借鉴与发展。 　　确定性音高常常是作为旋律的“骨干音”，这些骨干音通过持续或不断重复得以强调的，同时，其它五声性结构的短时值音围绕着这些骨干音作为装饰。在《问》的开篇“第一问”中，竹笛独奏的Ｅ、Ｄ、Ｃ、Ｂ、Ａ下行音列建立在乐队持续低音声部Ｇ、Ａ两音之上。其他段落的“骨干音”分别为：“第二问”为Ｄ、Ｅ；“第三问”为Ｄ、Ｇ、Ａ；“第五问”为Ｃ、Ｆ；“第七问”更加极端，只有一个Ａ音；“第九问”为Ｃ、Ｇ；“第十问”与“第十一问”主要是乐队陈述，这两部分充斥着大量的非确定性音，其确定性音高材料仍然是Ｃ（乐队低音声部）和Ｇ（竹笛）。只有“第四问”、“第六问”和“第八问”的竹笛独奏旋律部分才呈现出民族多声调式音阶特征，但在乐队部分，其确定性音高仍然以个别“骨干音”为基础，如“第四问”的Ｇ和“第八问”的Ｅ和Ａ。“第十二问”是竹笛的华彩，乐队部分围绕着Ｇ音为中心进行陈述。从上述音高的组织结构来看，确定性音高是以大二度、纯四度与纯五度为主。这样，作曲家以最简洁的音高材料作为音乐发展的基础，以高度概括性的组织手法来体现出音乐的民族音乐五声性特点。 　　在《凤》中，作曲家采用另一种手法来构建作品的音高体系。乐曲的确定性音高的核心元素是Ｇ、Ｄ、Ａ三个音级，然后以Ｄ音为起始点，通过五度相生的方式向上和向下生成其他音。在乐曲的不同组成部分，截取的音列不同。如作品大部分都是建立在Ｇ←Ｄ→Ａ→Ｅ→Ｂ这一列音之上的，在作品标号ＩＩＩ、 　　ＩＶ部分应用的是Ｄ→Ａ→Ｅ→Ｂ→?坶Ｆ→?坶Ｃ音列，在标号Ｘ、ＸＩ的局部应用的是ｂＥ←ｂＢ←Ｆ←Ｃ←Ｇ←Ｄ，而在作品结束前的第１５２―１５６小节，应用的是Ｅ→Ｂ→?坶Ｆ→?坶Ｃ→?坶Ｇ，显然这些音列就是典型的五声音阶。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品第４４―４６小节，由第一小提琴各声部组合的和弦是由Ｆ←Ｃ←Ｇ←Ｄ→Ａ→Ｅ→Ｂ→?坶Ｆ这一列音构成，Ｆ与Ｆ两音并用，显然是五声音阶的延展所致。这些音列截段与中国传统调式组织手法相结合，形成一系列的近关系调性布局，推动音乐的变化发展。 　　作品中大量运用的非确定性音高，与２０世纪西方涌现出的非确定性音高语汇有本质的区别。西方非确定性音高的运用虽有借鉴东方音乐的因素，但主要是作曲家为表现新内容、探索管弦乐新音响的结果。而中国戏曲、说唱音乐、器乐（特别是古琴音乐）等传统音乐中存在着丰富的非确定性音高现象，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特征之一。 　　在作品中，非确定性音高既有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单个“字”上的吟、揉、滑、擞等腔化处理，也有古琴音乐中的“游移按音技术”所形成的独特风格。它们与确定性音高以及管弦乐多声技术相结合，形成虚实相间、音逝韵存、行云流水般的丰富多彩的管弦乐音响和独特韵味，体现了作曲家有意避免对任何已有的或现成的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借用、改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创作初衷。 　　二、“散”节奏形态 　　仔细观察主奏旋律（竹笛与唢呐）的乐句节奏形态可以发现，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