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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厨看新鲜出炉书 　　吴砚华：“卫卫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浙江摄影出版社的一个名牌编辑室了，2000年你编辑出版的几本书（《麦客》、《流坑》、《漫游徽居》、《伦敦的日子》）都受到了普遍好评，其中《麦客》、《流坑》都上过《大众摄影》“好书推荐”栏目。但我发现你把书分成了派系。 　　葛卫卫：象《流坑》、《漫游徽居》属于中国摄影文化系列画册中的“历史留痕”部分；而《伦敦的日子》属于“影人自叙”部分。划分的依据是内容，把纯粹客观地记录影像与摄影家个性的影像表达分开来。“历史留痕”系列，我争取让它传播得更久、更广，所以我有意识地增加了部分英文的说明。“影人自叙”选择的基本上是现代摄影界比较新的一些摄影观念，它可能是一个摄影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经历或是对图像的思考。 　　吴砚华：虽然你编辑的系列丛书还是称之为“画册”，但更象是书。无论是从开本的大小还是内容上，与旧的“画册”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你的书中除了图像之外还有大量的文字，不仅有可视性还有可读性。 　　葛卫卫：书与画册本身没有区分，应该都叫做书，只是中国的读者将大开本、纯图像的书称为画册。之所以我还将我编辑的书称之为画册，是因为在这些书中有大量的图像。图像传达出来的信息直观、生动、真实，文字是对图像背后的一种背景交代以及对图像的思考与议论，具体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思想的交流应该是愉悦的，所谓“只让图像本身来说话”的做法不适合我编辑的这些图像，在书中图与文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吴砚华：一般搞摄影的人都不太擅长写作。 　　葛卫卫：让摄影家写文章有时是件比较困难的事，其实并不是象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摄影人“没文化”，而是他过分专注图像语言的时候不太习惯再用文字表达。这时候就需要编辑给他出出主意，。比如编辑《流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当然是可以感动人的大量的图像，还有就是作者给我们讲的故事，文字几乎是没有的。后来我就给他提要求：把他讲的故事写下来；把村子里的人说的话录下来；多查些资料把一些历史传说明确起来。当时我又给了他一年的???间去做这些事情。回来后他把这些东西都变成文字交给我。 　　吴砚华：案上的原料都齐备了，你这时就好象个厨师，可以做菜了。 　　葛卫卫：（笑）还真是那样，整理、编辑、设计一通忙乎，那段日子，张新民总给我打电话，问进行得怎么样了。书出来了，他看过后说，真没想到，比我想象得要好。我编辑的“中国摄影”文化系列画册”还要继续下去，我提倡的是摄影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不同于流行文化。中国的摄影界总在“文化”这两个字上耿耿于怀，其实摄影文化在于挖掘与整理。 　　吴砚华：你是如何挖掘的呢？ 　　葛卫卫：各种媒体，包括你们《大众摄影》，电视、网络。当然也有些人主动找到我。我会关注这些人，看他们的发展，看他们的拍的东西。 　　吴砚华：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决定可以策划编辑一本书了呢？ 　　葛卫卫：达到我认为是六七十分的水平，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策划出书的方向、完善内容等，做完后三四十分。当然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喜欢我的这种编辑方式。有的人说我编辑的书是和文化结合得紧密的书，其实并不是和文化结合的问题，是图像与文字的结合体现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结合是公平的结合，不存在谁在唱主角的问题。我很受不了把摄影家的摄影作品作为“插图”出现，但是也不能过分简单的将图像陈列。我在图与文结合方式上的尝试还没有结束，也不会形成某种程式化的样子，如何结合，是每一次策划中很关键的一步。 　　吴砚华：你的这套摄影文化系列画册准备每年出版几本？ 　　葛卫卫：四本左右，不可能再多了。因为，有的书从酝酿到成型，几乎要耗费一两年的时间。比如现在我就要考虑到明年甚至后年的选题了。我又是不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比如想到一个选题，就把中国现在已经很有名望的摄影家先想一遍看谁有这样的能力，或谁手里有符合我要求的稿子，有时，新人的新视角会给我很多启发，我也愿意和新人合作。 　　吴砚华：最近正在编辑的是谁的书？ 　　葛卫卫：上海的陆元敏。我想出一本关于“苏州河”的书。陆元敏在媒体上发表的摄影作品，表现其主观意识的图像很多，但我也早就知道他拍摄过很多苏州河的照片。所以我要与他合作，因为我知道他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水准了，几乎没有人能够有更多的表现苏州河的照片。我能够认同他的感觉。 　　吴砚华：能够出一本书几乎是所有摄影人的梦想。 　　葛卫卫：应该说一个成熟的摄影家应该以出版书的形式来总结自己的工作。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利用这样的方式。我也没有说让所有的摄影家都来赞同我这种所谓“与文化相结合”的路子。现在全国各个摄影出版社或可以出摄影书籍的美术出版社都出书。有些爱好摄影的人搞了一辈子的摄影，最大的梦想就是出本画册。有的人经济基础不是很好甚至借债也要出，但是这些画册最后几乎都是作为礼物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