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自由民族主义张力.docVIP

儒家与自由民族主义张力 　　贝淡宁从来不失思想的深刻，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从这篇文章所获甚多。我将以赞同他的论证的一般要旨来开始这一回应。儒家爱有差等的观念，似乎是对特别关切某个民族共同体而无需漠视其他民族或民族国家进行辩护的正当理据。确实，我们在经典的儒家文本中很少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痕迹。譬如，孟子就经常讲自然情感发端于家庭，并将它们延及到整个世界。但是，以下说法也讲得通，即这是一个孔子和孟子就其基本原则来说都并不完全一致的领域，因而，应当将民族层次从家庭（或地方）层次和世界层次中区分出来。的确，我常常在想，由于家庭的重要性，一个儒者应该最关切改善他的祖国――他的亲人所居住的地方――的政府，而这应当优先于对别的政府的改善。可能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在贝淡宁的文章中，经典儒家不需要将民族区分为一种不同的范畴，但是，要在当代环境中实现儒家的原则就会产生某些不同的要求。贝淡宁所作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我所关切的，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以及它是并可能是如何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希望这些问题给贝淡宁提供了一个巩固其理论的机会。我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领域是民族/民族共同体是如何被界定的，以及贝淡宁所发现的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之间其所想象的趋同。另外，我对于经典思想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持有一些保留的意见。 　　 　　一、 定义民族 　　 　　贝淡宁将民族主义界定为：“（1）对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志向，和（2）对于生活在该国家的人民之特殊承诺”。当然，这一定义并没有说明谁生活在这个国家以及他们是否以一种非严格政治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统一共同体。正如贝淡宁所指出的，民族的概念涉及通过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而前两个方面正是我所关注的。按照民族概念的通常意义，只是通过政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实际上有可能构成不同的民族：种族上的德国人和种族上的土耳其人在德国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但并不被认为是同一个民族。而且很明显，人们可以共享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无须是同一个民族甚或是同一个政治单元。最近欧元区的债务问题表明经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经济纽带和政治纽带一样不能界定一个普通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纽带似乎成了界定民族的最佳候选者。 　　领土边界与语言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十分模糊不清的，这一事实正是众多问题的根源。当这个事实呈现在儒家民族主义面前时，我们所讲的民族是什么？什么是儒家文化共同体的影响范围？韩国和日本跟中国一样被包括在内吗？这成了思想的界线：一方面，它导致一些人反对东亚儒家的概念；一方面，它似乎为将东亚地区视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民族和政治单元辩护。对一些人来说，这让人回忆起那个被日本所使用的为导致二战时期的帝国扩张进行辩解的大东亚概念。如此理解民族主义，能为中国这个儒家的诞生之地在东亚地区谋求霸权扩张辩护吗？贝淡宁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任何主张，但是如果民族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一些人可能认为文化的联系和对儒家价值的共同认同将为此提供正当的理由。韩国人和日本人肯定会反对这样来理解儒家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强调语言联系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在此再次申明，这种与领土边界的联系充其量是微弱的，尤其是在中国民族与中国语言的例子上。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不甚清楚那些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人们共同拥有一种本族语言。传统上，中国汉族讲的各式口语宁可被视为各种方言而不是各种语言，但这似乎是一种政治标示而不是一种语言标示。我不是语言学家，除了普通话之外，我的方言知识有限，但是我的经验是：一个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对于葡萄牙语（或者意大利语）的理解可能比一个母语是普通话的人对广州话或者闽南语的理解更好。在历史上，中国统一的语言是文言文的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但是现在人们几乎只写白话文。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用标准普通话进行书写，所以语言统一性的缺乏一直并不明显，但是在香港仍然使用许多特殊的汉字作为广州话的语词，这表明在书面语上也缺乏统一性。然而，中国肯定会反对声称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 　　语言问题导致其他两个必须考量的面向。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有许多语言与中文没有关联。许多少数民族通常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只要可能，他们都会学习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在这点上，他们跟母语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民族这一概念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那么他们将肯定不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已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他们生活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一种依赖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认同之民族认同形式将继续疏远这些少数民族，并可能使得他们是从属于汉族的这种感觉长存。然而，他们并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主权领土的选择权。他们应该这样吗？儒家民族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