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众剧社演出与活动.docVIP

北京民众剧社演出与活动 　　目前活跃于北京的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民众剧社：打工青年艺术团与糖葫芦剧社，他们一个以观演者的农民工身份突出了民众剧场的民众性，另一个以发现和反思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形成戏剧演出，突出了民众剧场的社会性。戏剧对于他们，虽然被称为“我从来没有学过的艺术”，却是他们不断在实践着和应用着的艺术形式：他们对于戏剧，是在开拓戏剧自身内涵的同时，寻找戏剧未来可能性的重要载体之一。 　　 　　打工青年艺术团与民众戏剧 　　 　　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于2002年，起初他们主要将自创的歌曲唱给大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听，逐渐凝聚了一些有志于创建打工者文化，热心与打工者交流的人。从创作和演唱歌曲，发展到编排一些舞蹈、相声穿插其中，再到演出一台比较完整的晚会，他们逐渐积累和丰富着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演出内容。演出者大多来自于打工者群体，表达的都是这一群体的生活与思想：他们也没有专门学习过艺术，能够唱唱跳跳、登台表演，就是因为他们愿意站在那块面对着打工者的舞台上，并能够打动观众，带给他们美的感受。 　　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式演出戏剧作品，缘于亚洲民众剧团意欲在中国培养戏剧工作者的计划，同时也契合着艺术团自发的丰富表现手段的需求。2007年3月，包括陈美萍在内的亚洲民众剧团的几位工作者来到中国，花了两三天时间，对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部分工友和主要骨干进行了培训。 　　培训的主要手段有基本的形体训练，“塑像”训练(即通过参与者某一动作的定格，表现一个人物或者一种人物关系)，“装置”训练(以物品引发的话题与表演)。“一人一故事”剧场(参与者讲述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紧接着由大家表演出来，引出一段讨论)。到现在，亚洲民众剧场针对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培训一共进行了三次，每次都有两三天。时间虽然短促，但民众剧场培育非职业演剧者的特性，也给予了那些打工者足够的信心，让他们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并且表演出来。 　　艺术团曾经排演过一部短剧：《月英的故事》。短剧的素材来自于《北京青年报》报道的名叫月英的打工者的真实经历。打工青年艺术团排演这个???事，希图表现生命的尊严，唤起社会上对身份歧视的反思，消除身份歧视的隔阂。这部剧在全国进行巡演，有时候在工地，一场就有几千人看。团长孙恒说：“无论是工友还是老板，都会很感动，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掉眼泪，我想是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每次演出完，工友们都不走，会与艺术团的人聊很长时间。 　　另外一位深圳打工青年的故事，是通过“一人一故事”的方式，被发掘和搬演到舞台上的。2008年的元旦，参与讨论的工友跟大家讲述了自己的困惑：深圳工厂的流水线作业速度很快，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工友觉得非常疲劳。他想要换一个地方，寻找另外的一种生活。但是他发现即便不在这个工厂做，也得到另外的工厂去，条件都差不多。于是他想，“我该怎么办?”工友们把这段故事演出来，接着跟大家一起探讨。后来这段故事就成了他们经常演出的一个短剧――《我要去广州》。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当时，工友们提供了很多答案。有的说，应该坚持在这个工厂工做下去，有的说应该去别的工厂试试，有的说，你团结起更多的工友，大家一起寻找新的工作。演出者并没有确定最终的答案，他们认为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思考。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并且提供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戏剧演出，地点很随意，在工棚、工地、工人居住社区、打工者服务的饭店酒楼，简单到只要有一块空场就足够了。观众是自愿来观看的工友和志愿者，每次少说也能达到四五十人，最多的可以有上万人。艺术团有很强的流动性，首先参加演出的工友流动性大。当年《月英的故事》的扮演者们，早已远走到其他城市继续自己的打工生活；艺术团除了7个文艺骨干高度集中之外，其他成员都是随来随去，只要是有特长的，愿意无偿演出的人，都可以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艺术团的流动性还表现在各地巡演，只要条件允许，艺术团都会带着自己的剧目四处演出。 　　孙恒认为，相比于歌曲舞蹈等形式，用戏剧表达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塑造人物，讲述完整的故事，信息量大。另外戏剧的表现形式多，能够融合音乐、舞蹈、曲艺等多种艺术样式。所以戏剧将成为打工青年艺术团今后采用的重点演出方式。现在打工青年艺术团已经拥有打工者博物馆、打工子弟学校、文化协会和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团，他们还打算建立自己的打工者剧团。剧团将仍然坚持一贯的策略：演他们自己的故事，演发生在身边的故事，通过演出，引发大家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孙恒认为：“剧场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演出不是为了进入剧场，而是为了走进民众。我们的作品针对性很强。都来自于打工群体，又要服务于打工群体。”2008年，艺术团打算排演一出主角依然是农民工的戏剧，从一位工友在改革开放3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