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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挽歌诗固定模式 　　摘 要：挽歌即古人送葬时所唱之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风尚，身处乱世的士人用“以悲为美”的独特审美风尚表达他们的生存哲学。《文选》确立了挽歌诗为诗歌一体，选录缪袭一首、陆机三首、陶渊明一首共五首全面的展示魏晋时期的挽歌诗创作风貌。然而，挽歌诗却只流行于中古时期，魏晋之后匿迹，后世研究者多将目光集中于魏晋时期，忽视了魏晋之后。而宋代旅桂作家陈元晋的《渔墅类稿》卷八中却列有八首挽歌诗，这不但继承了魏晋时期挽歌诗的特点，还另有其独特之处，形成了后世挽歌诗创作的固定模式。 　　关键词：《文选》；挽歌诗；陈元晋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020-01 　　 　　 挽歌，本意即送葬时执绋挽拉丧车者所唱悼念死者之歌，后代挽歌逐渐脱离了这种执绋挽拉形式。挽歌诗流行于魏晋时期，由于战乱动荡，人们面临死亡，感到生命的短暂脆弱，而流露出对生的眷恋、死的畏惧，这促使人们深入思考生死问题。《文选》选录缪袭一首、陆机三首、陶渊明一首共五首《挽歌诗》，有如下共同点：一是虚拟地叙述了自我死亡；二是出丧场景或墓场景物虚拟化且幽深；三是对死的畏惧、生的留恋。其抒发的感情层次各有不同，如缪袭诗感情较积极，不因死亡而悲；陆诗抒发对生的留恋；陶诗是对生死自然规律抱有达观的心态。 　　 动乱环境是魏晋挽歌诗产生流行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代趋于安稳，生活安定，挽歌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作于特定的场合，而鲜见于文人集子。而宋代旅桂诗人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却存有八首挽歌诗，分别是《挽饶武傅二首》、《代挽寺丞吴公》、《挽德庆涂守二首》、《信国鲁夫人挽歌二首》、《挽刘金部》。本文将这八首与《文选》的挽歌诗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它们的异同点，阐述后世挽歌诗的固定模式。 　　一、不同之处 　　（一）后世挽歌诗所挽对象不是虚拟化自我，而是固定丧者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中指出挽歌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古辞《薤露》、《蒿里》，咏叹概括化的人生想象，不指向具体事例、人物；二是汉代时期，因订制乐??而盛行；三是汉末建安时期，挽歌时转向社会性吟咏；四是晋宋时期，挽歌诗以死者第一人称口吻出之。这四个阶段之后，挽歌诗遂专为某人而作。《文选》所录五首，缪袭和陶渊明直接以“我”抒写，陆机则假借死者。中古之后，挽歌诗专为一人而作，不再虚拟性抒写，而是对逝世者的真诚哀悼。陈元晋的八首挽歌诗，从诗题即看出所挽对象是仕宦之人，如寺丞吴公、德庆涂守等。 　　 一是时代因素所导致。中古时代，特别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敏感的诗人们感到人生短暂，生命脆弱，不免忧生患死，“杞人忧天”地虚拟自己死亡场景的凄清、恐怖，如“四面无人居，高坟正??”、“万鬼邻”、“丰肌饷蝼蚁”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宋代社会趋于安定富强，宋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文人积极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随之膨胀，故他们不会设想自己死亡场景。宋人的生命大都终老病死，而少遭到杀戮。宋人即使怀才不遇，遭到贬谪，但不会忧生患死，因宋朝立有誓不杀文人之碑。故观陈元晋挽歌诗，不再对自身生命隐忧，而是哀悼已逝者。 　　 二是个人因素。所谓知人论世，陶渊明看尽官场的黑暗后，毅然归隐田野，但在社会动荡大背景下，陶仍忧生患死。而陈元晋是愤世嫉俗之人，生平伉直不谐于时者。其挽歌诗亦不做忧戚状，对逝世者的哀戚趋于平和，“齿我子侄行，情如兄弟亲……回头更怆神”（《挽德庆涂守二首?其一》）。 　　 （二）后世挽歌诗缺少超然、达观的心境 　　 中古时期的挽歌诗上升到哲学范畴，传达一种超然达观的心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敢于哀悼死亡，并把葬礼的凄凉变成悲壮，把死亡的灰白变成辉煌”，“对死的悲哀意识正标志着对存在的自觉。从而它就不再是动物的临终或临‘刑’前的生物式的哀号，而是在日常生活甚至在欢愉嘉会时对死亡的时刻关注”。晋人在诗中好说死，因其恋生，故能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以飞动神思想象死，以抒情诗笔描绘死。陶渊明的笔下，死亡构成了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发现，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 　　 而陈元晋挽歌诗无此超越，其表达之情是对逝者的赞颂、哀悼和惋惜，是纯粹的悼念，并没有对死亡的深入思考。让人读时虽感其情深，读后却无回味之念，无再思之想。这是挽歌诗发展的一个瓶颈，呈模式化，是应承之作，专为丧者而作，犹如墓志铭，多是赞颂生前事迹或表悲哀之情。 　　二、共同模式 　　（一）已无送丧队伍或墓旁环境的景物描写 　　 陶渊明《挽歌诗?其三》虚拟的凄凉景物来渲染气氛，情感表现更为浓烈悲凉，而后世挽歌诗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