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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挽歌诗固定模式.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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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挽歌诗固定模式

后世挽歌诗固定模式   摘 要:挽歌即古人送葬时所唱之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风尚,身处乱世的士人用“以悲为美”的独特审美风尚表达他们的生存哲学。《文选》确立了挽歌诗为诗歌一体,选录缪袭一首、陆机三首、陶渊明一首共五首全面的展示魏晋时期的挽歌诗创作风貌。然而,挽歌诗却只流行于中古时期,魏晋之后匿迹,后世研究者多将目光集中于魏晋时期,忽视了魏晋之后。而宋代旅桂作家陈元晋的《渔墅类稿》卷八中却列有八首挽歌诗,这不但继承了魏晋时期挽歌诗的特点,还另有其独特之处,形成了后世挽歌诗创作的固定模式。   关键词:《文选》;挽歌诗;陈元晋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020-01       挽歌,本意即送葬时执绋挽拉丧车者所唱悼念死者之歌,后代挽歌逐渐脱离了这种执绋挽拉形式。挽歌诗流行于魏晋时期,由于战乱动荡,人们面临死亡,感到生命的短暂脆弱,而流露出对生的眷恋、死的畏惧,这促使人们深入思考生死问题。《文选》选录缪袭一首、陆机三首、陶渊明一首共五首《挽歌诗》,有如下共同点:一是虚拟地叙述了自我死亡;二是出丧场景或墓场景物虚拟化且幽深;三是对死的畏惧、生的留恋。其抒发的感情层次各有不同,如缪袭诗感情较积极,不因死亡而悲;陆诗抒发对生的留恋;陶诗是对生死自然规律抱有达观的心态。    动乱环境是魏晋挽歌诗产生流行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代趋于安稳,生活安定,挽歌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作于特定的场合,而鲜见于文人集子。而宋代旅桂诗人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却存有八首挽歌诗,分别是《挽饶武傅二首》、《代挽寺丞吴公》、《挽德庆涂守二首》、《信国鲁夫人挽歌二首》、《挽刘金部》。本文将这八首与《文选》的挽歌诗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它们的异同点,阐述后世挽歌诗的固定模式。   一、不同之处   (一)后世挽歌诗所挽对象不是虚拟化自我,而是固定丧者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中指出挽歌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古辞《薤露》、《蒿里》,咏叹概括化的人生想象,不指向具体事例、人物;二是汉代时期,因订制乐??而盛行;三是汉末建安时期,挽歌时转向社会性吟咏;四是晋宋时期,挽歌诗以死者第一人称口吻出之。这四个阶段之后,挽歌诗遂专为某人而作。《文选》所录五首,缪袭和陶渊明直接以“我”抒写,陆机则假借死者。中古之后,挽歌诗专为一人而作,不再虚拟性抒写,而是对逝世者的真诚哀悼。陈元晋的八首挽歌诗,从诗题即看出所挽对象是仕宦之人,如寺丞吴公、德庆涂守等。    一是时代因素所导致。中古时代,特别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敏感的诗人们感到人生短暂,生命脆弱,不免忧生患死,“杞人忧天”地虚拟自己死亡场景的凄清、恐怖,如“四面无人居,高坟正??”、“万鬼邻”、“丰肌饷蝼蚁”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宋代社会趋于安定富强,宋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文人积极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随之膨胀,故他们不会设想自己死亡场景。宋人的生命大都终老病死,而少遭到杀戮。宋人即使怀才不遇,遭到贬谪,但不会忧生患死,因宋朝立有誓不杀文人之碑。故观陈元晋挽歌诗,不再对自身生命隐忧,而是哀悼已逝者。    二是个人因素。所谓知人论世,陶渊明看尽官场的黑暗后,毅然归隐田野,但在社会动荡大背景下,陶仍忧生患死。而陈元晋是愤世嫉俗之人,生平伉直不谐于时者。其挽歌诗亦不做忧戚状,对逝世者的哀戚趋于平和,“齿我子侄行,情如兄弟亲……回头更怆神”(《挽德庆涂守二首?其一》)。    (二)后世挽歌诗缺少超然、达观的心境    中古时期的挽歌诗上升到哲学范畴,传达一种超然达观的心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敢于哀悼死亡,并把葬礼的凄凉变成悲壮,把死亡的灰白变成辉煌”,“对死的悲哀意识正标志着对存在的自觉。从而它就不再是动物的临终或临‘刑’前的生物式的哀号,而是在日常生活甚至在欢愉嘉会时对死亡的时刻关注”。晋人在诗中好说死,因其恋生,故能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以飞动神思想象死,以抒情诗笔描绘死。陶渊明的笔下,死亡构成了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发现,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    而陈元晋挽歌诗无此超越,其表达之情是对逝者的赞颂、哀悼和惋惜,是纯粹的悼念,并没有对死亡的深入思考。让人读时虽感其情深,读后却无回味之念,无再思之想。这是挽歌诗发展的一个瓶颈,呈模式化,是应承之作,专为丧者而作,犹如墓志铭,多是赞颂生前事迹或表悲哀之情。   二、共同模式   (一)已无送丧队伍或墓旁环境的景物描写    陶渊明《挽歌诗?其三》虚拟的凄凉景物来渲染气氛,情感表现更为浓烈悲凉,而后世挽歌诗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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