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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个人与社会统一与和谐 　　摘 要: 自由主义之困境随其萌芽、发展和滥觞的过程而发展。当代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导致人的原子化,社会公共生活的衰退,公民美德的缺失,以及私益与公益的失衡,并力图实现公域与私域,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个人善与公民美德,以及私益与公益之统一与和谐。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 个人与社会 统一与和谐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通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判定揭示了政治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然而到18世纪和19世纪,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取代古典共和主义成为主流。随着自由主义的向前发展,它也越来越走向反面。在其主导下,社会现实当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越来越疏远。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的共和主义针对自由主义之困境进行反思和批评,力图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与和谐。 　　一、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 　　自由主义以个人本位为价值观基础。对此,贡斯当根据对美国和英国的考察指出,在现代国家中,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业、自己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乐。因此,独立成为个人的第一需要,其目标是享受不受外来影响的私人快乐。他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1](P31,33,38)这一自由传统被当代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所继承,安?兰德的观点也与此类似。她把“我”置于伦理价值序列之顶,把“我”视为万事万物之意义本身,把个体存在的“我”归属于个人,“我”不亏欠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依“我”的意愿选择,“我”的选择是“我”唯一必须遵守的法令,除非以个人的自愿选择作为第一位思考,否则,它会变成一个怪兽,变成大地上一切恶,以及酷刑和无法戳穿的谎言的源头。[2](P78-81) 　　共和主义者由此批评自由主义者由于过于关注私域而导致个人远离公共生活。哈贝马斯为此指出,自由主义的个人是孤立地外在于国家的,他把公民等同于私人,把个人利益作为国家的对立面来满足。相反,共和主义者视野中的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则具有一体性。他们认为,只有个人在共同传统及其所认同的政治制度内才能形成其个人和社会认同。在这种公民与共同体融为一体的整体共同体模式中,任何私利“只能由大家???遍地通过一种主体间参与的实践才能实现”。[3](P663)依据共和主义者的观点,由于自由主义对个人私域的片面专注,个人的“去社会性”倾向,以及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疏离也就不可避免。他们因此指出,人类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只以个人为中心和目的的松散集合。恰恰相反的是,个人的完善与公共参与并不矛盾,个人也需要群体的哺育。 　　二、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 　　自由主义对私域的坚定捍卫与它的消极自由观一致,在坚持消极自由的基础上,积极自由被自由主义所否定并被视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潜在威胁。哈耶克即视消极自由具有至上地位,并把自由视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以的强制被减至最小可能限度之状态。共和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者片面追求消极自由的倾向并力倡积极自由,他们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和条件而不是反之。因此,社会公共生活是个人完善的前提,融入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在此过程中,完善个人的同时促进国家完善。 　　基于对积极自由的强调,阿伦特反对自由主义有关个人先于政治社会的理论假设,认为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并为个人提供其展现才能和实现权利的公共空间。因此,离开国家的抽象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个人自由只存在于个人以其言语和行动与他人的交往中而非个人与其自身的独处之中,政治权力也“来自于相互协作中行动的个人”。[4](P244)因此,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当个人行动并参与公共生活之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个人在积极参政时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只有个人积极投身公共生活和共和国的事业,人生才有意义。因此,自由既包括私人生活领域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又包括公共生活领域的参政议政自由;既包括意志和思想自由,又包括行动自由。正因为如此,国家的要义不在于将政治简约为个人,而在于将个人提升到一个普遍的共同存在。 　　总之,共和主义强调,没有积极的公民参与,国家就不可能正常发展。它欲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来扬弃自由主义片面追求消极自由的理论主张,并以此调和在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三、从个人的善到公民美德 　　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都以个人善为价值基础。虽然亚当?斯密也认为人有天生的同情心,但其价值观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却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如此,权利理论也无二样。然而,坚持个人善并以个人自由和私利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却不如自由主义之理论预设的那样,可以从个人对其私利的追逐中自发达致公共利益。恰恰相反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出现对立,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裂痕,西方经济危机史,以及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