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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明人生旅途中来自文学力量 　　 　　【张伟明】广东焦岭人。广东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大鹏湾》杂志执行主编，现居深圳。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花城》、《作品》、《芳草》、《特区文学》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无所适从》、《草鞋岗》、《深眸.女》；中、短篇小说集《我是打工仔》、《青春之旅》、《深眸.男》等。曾获深圳首届“大鹏文艺奖”、深圳十年“《特区文学》奖”、首届“青年文学奖”、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等奖项。 　　在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运动中，张伟明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家。他以超人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了《下一站》、《我们INT》等具有思想深度的佳作，可以说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打工文学青年。小说《下一站》更成为打工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引发与引领国内打工文学的浪潮。因此，他被文学界誉为“打工文学之父”。 张伟明始终以其独特的节奏行走在人生与文学的旅途中。近年，他更是将探索的笔触深入到“后打工文学”，创作了《卢树的月光》等系列极具先锋特质的作品，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与纵深度。我们试图通过下面几个章节对张伟明的文学经历和人生旅途作一次有序的梳理。 　　旅途一：对了，我是打工仔 　　生活中的张伟明是一个阳光且乐观的人。十八岁高中刚一毕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独闯深圳，在他的内心里，好男儿是志在四方的。初来深圳时，面对深圳的高楼大厦，张伟明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动，他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为了这个目标，张伟明开始他的寻找工作之旅。 　　开始，对铣床知识一窍不通的他应聘到一家工厂做过铣工。这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种，工资也相对较低，对张伟明来说，这无法体现自己的价值。不久之后，他就跳槽到另一家工厂做质检工作，质检没干上几个月，又跳槽到去做化验员。张伟明的这一时期的经历，其实与其他的打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在不停炒老板鱿鱼的同时也不停地被老板炒鱿鱼。 　　在这个过程中，张伟明开始不断地思考问题：为什么打工人总是受到歧视？为什么靠自己辛勤工作，却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打工人有什么好自卑的？我们为什么要看不起自己？在当时，由于深圳特区开发不久，打工生活尚不如现在这般如火如荼，而相关的诸如《劳动法》之类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当时的打工环境，比起现在来，要严酷了许多。张伟明从农村突然来到了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深圳，无论是对工作环境还是对于所谓的工业文明，都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有了想呐喊的欲望。他想大声地告诉世人：对了，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又怎么啦？ 　　他开始趴在铁架床上试图用笔记下这些感受。当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对了，我是打工仔》这个题目时，他心里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他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他为自己能找到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感到兴奋。他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在写作上有所成就。对当时的张伟明来说，写作只是为了安妥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看到的记录下来，为现实作证。许多年之后，张伟明在和笔者说起他的写作初衷时，仍然笑称自己早期的作品只是记录体。事实上，正是他在趴铁架床上的思考，为日后的打工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旅途二：下一站 　　1988年，张伟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他在一间日资企业当IQC，IQC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对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做到IQC，已经是白领一族，也许下一个梦想就是当经理了。 　　然而当大家都在羡慕他的时候，张伟明做出了一个让同事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潇洒地炒了老板鱿鱼，然后跑回了梅州老家，目的只有一个：写作。 　　“我要写作，如果不写，我也许会疯掉。” 　　张伟明后来如是说。生活的积累与思考，让一个人有了写作的冲动，而且是“不写就会疯掉”的冲动，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境，这样的心境下写出的作品，自然有着与众不同的震憾。果然，这一时期，张伟明的短篇小说《我们INT》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在当时著名的打工文学杂志《大鹏湾》首发，继而被《青年文学》转载。一种文学现象因此而诞 生，“打工文学”的大旗也因此而在南国猎猎作响。当时的文艺批评家们，更是纷纷把目光聚焦在这篇名叫《我们INT》的小说上。 　　在众多批评家们为小说大声喝彩或是猛烈批判时，张伟明又抛出了另外一篇小说《下一站》，而正是这个小说，使崭露头角的“打工文学”有了一种出手不凡的气魄。可以想见，当时的广东文坛是何等的震憾。事实上，他的《??一站》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小说中的主人公吹雨指着香港婆的鼻子说：“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1997”，这一句多少带点民族情绪的台词，为备受歧视的打工者们出了一口恶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句话则成了打工者的口头禅。 　　时至今日，尚有众多的读者对这篇小说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