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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兴学经费困顿与筹措探析 　　[摘 要]清末十年，社会经济水平的低下和清政府财政状况的艰窘造成兴学经费的困顿无着。为解决兴学与筹款之间的矛盾，清政府主管学务的官员提出了一些思路与方案，并在兴学实践过程中进行变通，衍生出酌筹官费、整旧为新、庙产兴学、借助民力等筹款方式。多样化的筹措方式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同时又因其中一些筹措方式本身带有的消极因素，从而阻碍了近代教育稳步快速发展。 　　 [关键词]清末十年 兴学经费 困顿 筹措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118-05 　　 　　1901年以后，由于国势没落的危迫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旧有统治政策，实施新政，教育领域由此掀起一股“兴学堂”的热潮。然而，兴学经费却非常短缺，经费的筹措问题自始至终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开始对晚清的教育经费问题及其反应出来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① 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展现清末十年兴学经费的困顿及原因，并梳理出当时几种主要的经费筹措方案，进而剖析这些经费筹措方式对近代教育及社会的影响。 　　 　　一、兴学经费的困顿及原因 　　 　　清末新政时期，各个领域的变革都急需新式人才，旧式教育体制难以满足此种需求，于是朝野几乎都将目光集中在新式教育上。清廷下谕旨称，“方今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视兴学为第一要务。[1] （P927）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壬寅学制”（即《钦定学堂章程》）和张之洞主持修订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从而为新式教育的有系统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各省督抚也纷纷上奏折言明本省以兴学为要务。如闽浙总督魏光焘认为：“自强之本，端在育才。育才之方，尤资广学。”（《申报》，1905年4月25日）端方强调：“本原所在，教育为先。”[2] （卷6，P71） 　　清政府兴学思路的转变与政策的出台，为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兴学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因为兴学实践中始终伴随着经费困顿的问??，兴学经费的短缺情况普遍存在。如有官员在奏折中即称：“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何炊，力不能支，势将坐废。”[3] （下册，P995） 直隶沙河县劝学所总董刘鸿俊在办理学务时亦感叹“款项未定”，“无米为炊，巧妇束手”，初等小学经费“皆东拉西扯，并无的款可靠，故一值旱潦，遂纷纷解散，前功尽弃”。[4] （第15期，P37） 因受经费的制约，一些教育措施只能流于一纸空文。许多地区在名义上设立的新式学堂，只是在旧式书院或村塾改挂一块新的招牌，有些州县因为请不起合格的教师，买不起新式教科书，只得照旧由那些孔儒士人讲授四书五经。有些地方的小学与私塾，实际上并无任何分别，不过名义上不同而已。 　　兴学的实际状况反应出了兴学经费的严重困顿，造成兴学经费严重困顿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两点。其一，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无力全面支付巨大的教育开支，难以成为兴学经费筹措的重要支撑地。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已开始非常艰窘，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岁入增加不多，但岁出却扶摇直上，至庚子赔款前已突破1亿两关口。庚子之后，清政府对外赔款且支付外债本息，单就每年应支付的庚子赔款本息即达1800万两至2000万两，[5] （P74） 对内则筹办新政，百废待兴，财政支出规模呈膨胀之势，甚至到了“库储一空如洗”[1] （P915） 的悲惨境地。在晚清最后十年，不但中央财政亏空逐年增加，地方财政亦是全面亏空，“有的省份即便是出现盈余，也是极偶然的现象。”[6] （P385） 这种艰窘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支撑新式学堂的大量兴办。其二，从近代中国的大环境看，社会经济状况日益衰败，兴学经费的筹措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近代以来，中国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整个社会生产力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难以承载近代学堂的大量兴办。清政府亦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7] （5册，P5251） 对于大多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百姓，即使新式教育对于老百姓是有益的，亦根本无力将财力与热情投诸于新式教育的兴办上。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清末兴学经费的筹措难上加难。 　　可以说，如何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成为清政府各级主持学务的官员绅董们无法回避的难题，因此经费的筹措皆被视为兴学的首要环节。如两江总督端方称“兴学首重筹款”，[4] （第4期，P4）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称“办学以筹款为先”。[8] （第5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