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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股权结构因素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7-2010年已披露研发支出的制造业、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N”型关系；股权制衡度、经营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属性、国有股持股与研发投入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股权属性与研发投入的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性。 　　关键词：股权结构 研发投入 实证分析 　　 　　引言 　　研发投入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提高其投入力度已成为政府、企业与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它毫无疑问地会对研发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特殊的股权背景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程度如何？由于理论数据的局限，已有文献对此问题研究还很薄弱。然而，从理论上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优化我国股权结构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力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采用我国2007-2010年306家上市公司的765个样本数据，试图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国有股持股以及高管持股等多方面入手，系统地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及其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从多方面对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股权结构视角、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研发投入的研究还比较少。Jacobs（1991）的研究发现，当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比较分散时，经营者倾向于降低RD投入来达到短期盈余目标。Lee（2003）的经验研究表明，外部大股东或内部持股人的出现，既可以缓解所有权结构分散状态下的股东搭便车问题，同时也能抑制经营者降低RD投资的短视行为。文芳（2007）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呈“N”型关系；而且随着控股股东、股权集中度的不同，股权制衡对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刘星等（2007）从高管持股视角对研发投入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仅存在于高科技类上市公司。白艺昕等（2008）的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虽能对研发投入产生积极作用，但不显著。从上述文献梳理中不难发现，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对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或股权制衡度的单一研究上，而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国有股持股以及高管持股等多方面入手，系统考察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代理理论认为，股权结构是解决经营者代理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公司的股权处于高度分散时，单个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小，监督收益不足以弥补监督成本，从而出现“搭便车”现象。这一行为直接导致股东对管理者的内部监督弱化，管理者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出于短期效益目标考虑，很可能不愿从事过多的研发投入。随着股东持股比例逐步提高，大股东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监督效应逐渐增强，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开始加大。但是，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某一阀值时，他们便对公司拥有了足够的控制权，从而转向攫取小股东所不能获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在堑壕效应的作用下，控制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投资行为将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使得研发投入力度再一次降低。在控制性股东持股比例进一步增大的过程中，他们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攫取成本将远远超过其获得的收益，此时，控制性股东和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利益趋同效应的作用下，企业的研发投入又会再度加大。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本文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与股权集中度呈现一种先上升再下降、最后再上升的N型关系。因此可得以下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N”型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大股东的存在虽然能够强化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作用，但由于股东之间效用函数的差异，大股东在经营决策时并非会考虑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正如Pagano and Roell（1988）的研究发现，当公司有多个大股东同时存在时，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缓解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攫取。因此股权制衡的存在可以对增加企业长期价值的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由此可得以下假设： 　　H2：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股东的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是具有差异性的，所以，不同的大股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国有股控股股东由于具有产权主体缺位、代理关系多层次性、经营目标多元化等特点，从而导致其对代理人的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不足，易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常会造成企业经营目标的短期化，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非国有股控股股东而言，产权主体明晰，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