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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传统根本特性 　　在《论中国模式》一文中，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追溯到了中华传统的三大特性：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与先进性团体。本文对此将做进一步的阐述。无论给出的解答如何引起争议，我们的方法始终是以中国解释中国。 　　关于什么是中国，海内外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关于国家形态，有帝国说、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说、宋代民族国家说等等。关于文明形态，有人认为是儒教文明，有的则说无法用宗教加以确定。关于中华政体，许多人坚持为君主专制，有的则指出它有强烈的科层制因素。所有这些彼此反对的概括都如同盲人摸象，虽各有所得，但均未得要领。 　　中国就是中国历史。她首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洪流中，一些特征产生了，一些特征消失了，一些特征保留了下来。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实体，某些把中国同其他文化政治体区别开来的基本特征非但持续地存在着，而且还以不断变形、重生的方式主宰着当前与未来。这就是传统。没有什么能够摆脱传统，但也没有什么能将传统限制在某种特定的形态之中。 　　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与崛起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就了中国最基本的现实，而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传统的又一次重生。本文要发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新的历史面目变形重生的传统因素究竟是哪些，把马克思主义化掉的那个“中国”究竟是什么。 　　《论中国模式》一文从政教与统治的范围厘定了“中国”文明精神、政治实体与统治教化团体（即学习―创新性文明、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的不可分割。这是理解“中国”的钥匙。无论中国在疆域、政制、文化甚至伦理纲常方面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革，这三者之间的统一是维系中国历史的全部动力。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比单举一端拒斥其他更危险的。特别是以文化中国的含义瓦解政治统一，以政治国家的含义贬低统治团体，以精英集团的身份脱离、蔑视人民。这是当前主要的思想危险。 　　 　　文明 　　 　　中国首先意味着中华文明。按照雅斯贝斯的划分，人类文明的真正白昼始于轴心时代。许多上古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就没落了，既进入轴心时代而又至今幸存的文明体只有中国与印度。但印度文明从未真正在南亚次大陆获得与其相称的政治统一，且被异质文明打断与征服长达近八百年之久。换言之，人类文明的真正开创者中，连续不断而又硕果仅存的，只有中华文明。 　　文明史研究的权威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文明具有长期连续性的特点（《文明史纲》第三章）。而在世界史的一切文明体中，长期的或不连续，连续的并不长期，显然只有中华文明完全具备这个特点。那么，如何解释中华文明这种超长时段的连续性呢？ 　　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欧学界有一种顽固的论调，认为中华文明漫长存在的原因是该文明的停滞。这个论调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一种活着的文明是停滞的。汤因比将文明视作一个巨大的有机体，针对历史环境的挑战作出回应，永远处在生长、兴盛、衰亡和解体的不息过程之中。布罗代尔也认为所有文明都在不断地解释、接受与同化邻近文明的因素，同时也拒绝与排斥某些特定的外来物。这就是说，所有的文明体都在一刻不停地新陈代谢以维持自己的生命。 　　既然所有文明都是这样，那么中华文明悠久博大的秘密显然在于它具有异乎寻常的解释同化能力。“外来物”不是一个文明通过主观愿望就能排斥的。罗马文明终结于犹太―基督教外来物，印度文明中断于伊斯兰外来物，玛雅文明灭绝于西欧基督教外来物。唯独中华文明对待外来物的最终结果――无论其过程的曲折漫长――是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胜利。布罗代尔没有觉察到，同化就是最成功的拒斥，拒斥就是力所不逮的同化。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自觉与强大的解释、同化与更新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谓“学习―创新”。中华文明的学习与创新不只是捍卫传统的能力（在其他文明体那里就是这样），而就是传统本身。传统的具体内容从来不脱离学习―创新单独存在。这是中华文明独具的特性。 　　依照布罗代尔的概括，文明――至少就其精神方面而言――当以秩序、美德、集体心态等为内核。因而，文明最强有力的特征、真正中心的问题应该是宗教。（参见氏著《文明史纲》第一、二章）但他立刻领悟到，中华文明恰恰无法以宗教加以绳定。这个问题给布罗代尔及亨廷顿等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中国并不以对彼岸世界采取教条式信仰的方式传承其秩序美德，而是在对人世一切具体关系学习演练、推陈出新之中保持着传统的活力。 　　陈寅恪有个著名的概括，即“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三纲六纪包括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所有政治、社会关系。既然人无非就是这一切具体关系的总和，那么纲纪就是人之为人所依赖的 “秩序与美德”。陈没有点出的是，《白虎通》这部文明体系全书不仅给出了纲纪的内容，更进一步强调，礼义纲纪只能存在于自觉的学习与教化之中。“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