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喜福会》中华裔女儿文化身份.docVIP

论电影《喜福会》中华裔女儿文化身份 　　［摘 要］ 电影《喜福会》讲述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儿曲折复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危机。华裔女儿们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在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夹缝中痛苦挣扎。在被双重边缘化的迷茫中，女儿们开始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和母亲的冲突、对抗和理解，最终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在互相沟通、兼容并存的基础上接纳和融合两种文化，重新构建了美籍华裔独特的双重文化身份。 　　［关键词］ 文化身份；他者；双重边缘化；华裔女性 　　 　　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于1993年根据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通过描述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儿和她们的中国移民母亲之间的感情冲突，揭示了被白人主流社会和传统华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探寻构建自己独特双重文化身份的过程。 　　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一直都是华裔文学创作和相关批评领域的主要焦点，受到广泛关注。电影《喜福会》中的女儿们身处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边缘地带，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她们常常迷茫困惑并感到身份危机，她们共同的疑问就是这一看似简单却异常复杂的问题“我是谁?” 其实“我是谁?”就是一个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被译为文化认同，涉及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王宁，2000）它是由一个文化群体成员所言、所行、所感表现出来的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cultural identification)。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8226;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批判了以人的来源地界定文化身份的观点，指出文化身份的流变性，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应该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它是动态的，永不完结，处于过程之中。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之中。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罗钢、刘象愚，2000） 　　电影《喜福会》探讨的正是在中西文化夹缝中挣扎的第二代华裔女儿们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她们在经历了文化身份危机后通过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回归和对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实现了从“边缘人”到“华裔美国人”认同观念的转变，完成了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构建。 　　文化身份危机――双重“他者”的边缘人 　　电影《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生活上虽然没有经历像母亲那样的苦难，却遭受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华裔二代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她们游走于西方社会与中国文化之间，成了被双重边缘化的 “他者”。在美国人眼中她们是“中国人”，是被排斥的“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异类”，是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被“西化”了的“中国人”。因此女儿们对于自己的种族身份、文化定位困惑迷茫，常常产生“我究竟是谁?”的边缘文化意识和身份危机感。 　　华裔女儿们生在长在美国，视美利坚为自己的家园，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完全接受、赞扬和崇拜美国文化并坚信美国文化和美国方式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她们否定和排斥母亲，拒绝接受和传承中国文化，认为母亲坚守的华人的语言、习俗和信仰都是刻板卑微、贫穷落后的表现。电影中的女儿们是失去族裔记忆的一代，她们视英语为母语，经常嘲笑母亲蹩脚的洋泾浜英语。她们不懂中文，更不了解中国，因此当母亲说汉语时，她们不能完全理解。语言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母女之间，这不仅割裂了两代人的沟通，更阻挠了女儿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精美认为母亲穿的前胸绣着大花的中国式立领衫看起来样子古怪，不合时宜，甚至认为母亲经常参加的“喜福会”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习俗，就好像三K党的聚会一样，或者就像是电视上印第安人出征前的狂欢仪式。”（Amy Tan,1989）其实她根本不懂母亲们是通过麻将这种娱乐方式重温民族文化，表达在生活的磨难和失意中找寻“喜乐”和“福气”的勇气。母亲的殷勤期望对她们而言轻贱乏味、毫无意义。母亲在她们眼里简直就是具有强烈占有欲和支配欲的女魔头，是既卑劣又专制的暴君。（李贵苍，2006）第二代华裔女儿们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极力寻求“同化”方式来融入美国文化，并努力将自己同她们认为异类的“传统中国人”区分出来，她们常常为自己的种族，甚至是肤色感到痛苦和羞辱。琳娜对自己过于东方化的外表非常不满，经常向上推眼角，使它们显得更圆一些，或者使劲睁大眼睛，甚至露出白眼珠，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露丝认为其男朋友泰德吸引她的优秀品质恰恰就是那些与她的哥哥和相识的中国男子的不同之处，还有很重要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