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防范对策.docVIP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防范对策 　　刑罚失衡概念尚未统一,学界多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广义的刑罚失衡是指刑罚在成本与效益、反映罪刑关系的质与量等平衡要素间,未能合理协调各自的关系。狭义的刑罚失衡是指罪刑不均在宣告刑上的集中体现。修改后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下文简称制售假药罪)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将罚金刑由“倍比制”改为“无限额制”,使刑法在扩大保护范围的同时也加重了打击的力度,但这种修改却也加深了刑罚失衡的危害。本文拟以量刑制度的完善为切入点,探讨该罪刑罚失衡的防范对策。 　　一、制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现实表现 　　自制售假药行为被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起,实现预防制售假药罪的刑罚目的,就成为刑事立法与司法长期致力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制售假药罪案件仍然频发,社会危害严重,究其刑法原因,刑罚失衡表现在客观和主观方面的问题不可轻视。 　　(一)客观方面 　　1.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 　　随着对制售假药罪危害性认识的提高,该罪历次修改后都对刑罚有所调整。 　　1979年《刑法》设置了制造、贩卖假药罪,规定了“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的法定刑;1997年《刑法》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八)》将“足以”和“单处罚金”去掉,在“严重危害”和“致人死亡”后增加“其他严重”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配置明显从宽到严,从实害犯、危险犯再到抽象行为犯,刑罚扩张日趋明显,其结果是因刑罚配置的加重,出现了拔高刑罚幅度的法定刑攀比现象。 　　与此同时,因法律规定不协调,造成的刑罚不确定现象更加突出。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使原来相对确定的刑罚标准被模糊了。一方面,原法条依危害程度不同,规定了从单处罚金到没收财产这种衔接紧密的刑罚梯度,而修改后,只规定了无限额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刑罚,刑罚尺度与危害程度衔接跨度大,对应性不确定,这就降低了原有刑罚梯度与危害程度对应的准确性。同时,无限额罚金刑判处以情节为参照标准的做法,又因情节的非规范性常导致量刑偏差。另一方面,原法条通过将“足以”和五万元数额相结合,建立起依危害程度和数额裁量刑罚的模式,但修改后“足以”的去掉,使其丧失了调整刑罚的标准作用。 　　2.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 　　因刑罚限制条件降低导致了刑罚的扩张,而刑罚的扩张又扩展了裁量的空间。若没有量刑规范的保障,刑罚失衡则在所难免。从推导案件宣告刑的整个过程来看,量刑阶段被公认为是刑罚失衡的重灾区。本罪的修改与《药品管理法》产生竞合,使先经行政法再经刑法的两段式不法程度评价体系,被刑法通过效力位阶改变了。尽管因非刑罚处理方法仍可进行行政处罚或处分,在最终适用的结果上也可能完全相同,但性质和顺序却全然不同。这就造成了对行政处罚范围的缩减,无形之中加大了裁量的空间。加之制售假药罪的诸多案件事实和情节须认定、证据材料须认定、自由刑种类及幅度须裁量、无限额罚金刑数额须考量……没有量刑规范则会导致刑罚不均,致使犯罪人对刑罚公平性产生质疑。 　　量刑规范化之所以成为刑事改革的目标,不仅是因为量刑在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还因为量刑偏差已成为刑罚失衡的主要致害原因。量刑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量刑实体内容规范欠缺。量刑基准的规范意义没有真正体现、基准刑的量定作用没有真正实现、酌定量刑情节的调节功能没有真正发挥,致使科学的量刑方法没能真正确立、裁量权的适用缺乏正确指引。二是量刑程序诉权分配不均。将法院作为刑罚评价机制的唯一有权主体,一方面,因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性偏低,致使判决导入的大众理性因素较少容易产生个人专断。另一方面,当法官欲做出的判决与社情民意的态度相左时,又容易因不堪各方压力,导致最终判决的刑罚结果受到影响。此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被弱化了。因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很少严格参照量刑建议,加之其广泛存在“建议判处罚金”而无具体数额的模糊陈词,这就削减量刑审查的监督和修正作用。而其他诉讼参与主体,则更因自身诉权的缺乏难以保证量刑的准确性。 　　(二)主观方面 　　1.思想观念局限 　　对刑罚目的的认识差异,常导致对罪刑均衡标准判断的不同、对正义价值的评价不同,坚持不同的理论则是造成认识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刑法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主张报应主义刑罚,但根深蒂固的报应观念却广泛存在。最极端的报应观念则是重刑思想,通过重刑维护社会稳定的刑罚价值观在我国有着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