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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下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摘要：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涨薪潮”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人口问题，即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成为历史，支撑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人口红利也逐渐式微，人口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我国正在进入发展经济学定义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种背景下，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成为我国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在人口素质中，健康素质无疑是最根本的，而体育恰恰在促进人体健康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正是基于此，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国民健康促进体系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举措，而体育事业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体育也应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方式，加大群众体育的投资力度，提升学校体育的教学地位，完善体育产业的发展平台，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中国；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体育；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6―0016―06 　　 　　最近几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现象，许多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被迫关闭。伴随“民工荒”的是愈演愈烈的“涨薪潮”，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走向终结吗?持续了三十年的人口红利在走向消失吗?“刘易斯转折点”真的来了吗?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何谓“刘易斯转折点”?在这种转折点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特征，中国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做出怎样的调整?这些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1　何谓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式。他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认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会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当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时，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这里要强调是，刘易斯转折点是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 　　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关键看劳动力资源的供应状况，而劳动力资源的供应问题在本质上是人口问题，即人口的数量与素质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把握人口发展的趋势，探寻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成了理解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在探讨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发展的关系之前，要明确一个概念――人口红利。纵观世界人口的发展规律，一般先后经过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在第一阶段，少儿人口增长迅速，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抚养负担主要是集中在少儿身上。在第三阶段，少儿人口增长缓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社会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这两个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阶段的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少儿身上，但少儿在一段时间后会成为劳动人口(一般指15―64岁人口)，为下一阶段的劳动力贮备打下基础。而第三阶段的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其无法成为劳动人口。这样，在第二阶段，劳动人口的比重高，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 　　基于“人口红利”理论，蔡唠利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如图1)，并得出：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生育率下降，GDP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呈现出一种倒U字形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也验证了上面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刘易斯本人也曾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故，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的转变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否。 　　2　中国正在进入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