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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不再痛苦 ——由《遗愿清单》关注肿瘤治疗的“优逝” 两个老头儿。 一个是黑人机械工卡特，话不多，博学，一直梦想当历史教授。 一个是一家健康医疗机构的CEO爱德华，社会地位极高，话唠，暴脾气，幽默。 因为癌症，住进了同一间病房。 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他妈是谁”和“你他妈是谁”的反问，到慢慢的习惯，直至最后两个人的“宣判书”让他们基本都别无选择时，一张由卡特提出来的“遗愿清单”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曾是他大学的哲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在死去之前，把这一生的愿望列成清单。卡特的清单是：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亲眼目睹奇迹；开一次野马跑车；大笑到流出眼泪…… 而坚决拥护和实施的人是爱德华，他说服了犹豫的卡特，并且加进了自己的愿望：跳伞；刺一个纹身；亲吻最美丽的女孩…… 于是，一场隆重的旅行开始了。 跳伞，开跑车，纹身，看金字塔，泰姬陵，去中国，艳遇…… 他们清单里的愿望就这样一件一件地被完成了，完成一项，便划去一项。 在卡特的葬礼上，爱德华哽咽地说，人生真的很奇妙，三个月前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一起度过了卡特人生最后的时光，那是我最好的时光。说着划去了“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眼中带着泪光。 二十年后，爱德华去世。他的助手汤姆把他们的骨灰埋在里喜马拉雅山，并且划去了“亲眼目睹奇迹”那一项。 此时，画面外的声音回荡开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到现在都无法下结论；但我至少能这么说，我知道，爱德华在离世时闭上了双眼，却敞开了心灵。 王小波说，令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带走的人的体验。 那么，在肿瘤的治疗上，医生的追求也绝不应仅仅是患者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 关注“优逝”，对患者说“不” 晚年的爱因斯坦面对上世纪中叶科学技术迷信的泛滥，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时代。反观今天的医学、今天的肿瘤治疗，我们是不是也要大声疾呼一声：“在日臻完善的肿瘤诊疗手段面前，请不要忘记医生的终级目标和追求”。的确，既然医学是以善良悯人之心强健人的身心体魄，提高人的幸福指数为己任的，“医生终级目标和追求”的答案应当也只能是“让患者生活得更幸福”。 长久以来，我们对“优生”的关注远远大于“优逝”。通常的情况是，面对即将不治的患者和充满悲戚的亲友，医护人员往往既不会说也不知该怎么做。治疗过程像电视连续剧，总是期待着“下集更精彩”，就是不说“主人公”的结局。 实际上，恶性肿瘤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21世纪的慢性疾病。也就是说，不应急于求成，幻想医学的“药到病除”，医生的“妙手回春”。要适当、理性地选择治疗手段。 癌症，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亲友罹患癌症，我们理所当然尽可能找好的医生用好的方法。但若已经错过治疗时机，病情已到晚期，作为家属是到处寻找救命稻草，还是少折腾病人，让其安度余生呢？对此，全军肿瘤放疗中心主任、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夏廷毅教授说：“作为医生，不能代替患者选择，也不能代替其家属选择，但是，更不能利用医生所掌握的所谓专业信息，为其做不恰当的选择！” 医疗过程中谁来为患者说“不”？只有医生才有这个权利。只有医生知道什么必须“要”，什么可以“不”；何时可以“要”，何时必须“不”。然而，有的医生就算束手无策也决不“束手”，特别是面对癌症这类难治性疾病，如果把所有的“过场”都走了，所有该做的都做了，即使对癌症治疗毫无意义，也算是尽了应尽的责任。 “但实际上，这种责任是一种不负责任；一个医生的真正责任应体现在，对患者应承担相应的科学责任，遵循科学规律，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该做的尽力做好。”夏主任感叹地说。 癌症患者也有感受幸福的权利 “虽然医生天天加班，手机一刻也不敢关机，是很累，但你们不能理解我们生命被延长后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们冰冷的刀剪，放弃你们职业性的套话，人性化一点，释放一点亲切和温馨，问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过问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 这段话是摘自一位自称为癌症病人的博客中。由此看来，仅靠药物、技术来战胜肿瘤远远不够，肿瘤治疗更需要人文关怀。 今天的肿瘤治疗，是否也面临着“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现状？来看看一线患者的抱怨与调侃：“只有侃足球时我才能忘记我的病，看足球是我的最大乐趣和幸福。医生查房像官样文章，太程序化了。为什么只问哪不舒服，不说说让人高兴的事情，不聊聊昨天的足球赛？” 在临床实践上，有多少肿瘤科医生想到过癌症患者也有感受幸福的权利？在课题研究里，有多少项目光顾过癌症患者的“幸福指数”？在病历讨论中，除了对患者病情的记载，又有多少对患者幸福追求的记录？ 医生的良知和人文素养应当表现在不只是简单地追问患者的“生存”，更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不再让癌症患者每天只盯着自己瘤子的大小，挨着苦涩而无望的日子。除了解决肉体上的痛苦，还应有一种更高的追求，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