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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 　　〔摘要〕 181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拉开了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序幕。1868年，《道德经》首个英文译本诞生，1881年，首个《南华真经》英译本出版，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近20种，涌现出湛约翰、巴尔福、理雅各、翟理斯、卡鲁斯等一批享誉世界的道教经籍译介名家。到19世纪末，英国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的又一重镇。本文系统梳理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关键词〕 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传播；十九世纪；英语世界 　　〔中图分类号〕B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4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1XZJ008) 　　〔作者简介〕俞森林，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南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31。 　　一、背景回顾：19世纪前道教经籍在西方的译介 　　 中西交流历史悠久。早至中国汉朝和欧洲罗马帝国时期，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架起了中西交流第一座桥梁，他们把有关欧洲的信息带至中国，又把有关中国的信息带回欧洲。但直到15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所勾勒的粗略轮廓之中，对于西方人来说，此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眼里物质层面的中国，对包括儒释道等文化层面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一批批欧洲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播福音，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而研究中国文化，译介中国经籍只是成就其传教事业的一种手段而已。为了传教需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充分体认到儒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与现实，采取“合儒”策略。利玛窦去世后，始于17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围绕中国人敬孔与祭祖这个“礼仪”问题是否属于宗教以及Deus译为中文时应为“上帝”还是“天主”的“礼仪之争”。争辩双方纷纷在中国儒家典籍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中国的儒教因此被“捧上了天”，道教则与佛教一样“受到冷??”〔1〕，甚至被视为迷信、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而加以贬斥。因此，在19世纪之前，西方所译介的中国经籍以儒家经典为主，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除了极少的《道德经》译本之外，几近空白。 　　 据载，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9）曾于17世纪将《道德经》译成拉丁文。费赖之（Loius Aloys Pfister, 1833-1891）《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所列卫方济著作中言及卫方济曾翻译《道德经》，“宋君荣神甫所译《唐书》注有云：‘老子所撰《道德经》，卫方济神甫曾有译文，当时曾将译文寄回法国’”。〔2〕但费赖之未提及该译稿寄送法国之后的去向。这当是现今可考最早的《道德经》西文译本。 　　 进入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曾翻译《道德经》。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列傅圣泽著作的第四种即为其翻译的《道德经评注》。〔3〕据理雅各考证，他所见到的最早《道德经》西文译本是伦敦印度事务局（the India Office）所藏的一件《道德经》拉丁文译稿〔4〕（关于该译稿的收藏处，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中说，此手稿藏于皇家学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Royal Society），而不是印度事务局，与理雅各所言有出入〔5〕）。译稿由时任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会员的马修?雷珀（Matthew Raper）从一位名叫格拉蒙特（P. de Grammont）的前耶稣会士处得到，于1788年1月10日带回英国并呈交皇家学会。关于其译者，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推测，译本可能出自前耶稣会士傅圣泽之手。〔6〕译者翻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古代中国人亦知晓三位一体及上帝化身之奥秘。至于该译本的译者如何诠释该章，理雅各未作进一步说明。庄延龄推测，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道教的批评与指责就是以此译本获得的有限知识为基础的。〔7〕18世纪末还有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 　　 上述三个译本是19世纪前欧洲最早的道教经籍译本，均出自传教士之手。他们大多倾向于从中国的经典文献中寻找基督福音曾经来华的蛛丝马迹，并以此来证明基督教普适性。雷慕沙云：“诸教师中最盼在中国文字中发现基督教之秘迹者，莫逾傅圣泽，彼谓其眩惑之极至于迷乱。不特以中国诸经中载有明白预言，而且以为有时在其中发现基督教之根本教理。竞谓中国古籍中之某山，即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山。誉文王周公之词，即是誉救世主之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