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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王光祈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 　　【摘要】五四运动前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知识分子倡导的家庭和与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妇女解放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王光祈尚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值得作一番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王光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 　　 　　陈东原曾说：“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①他的意思是说，将妇女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既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成果。作为当时妇女解放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王光祈尚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值得作一番总结和评价。② 　　 　　“矫枉过正”的男女平等思想 　　 　　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与王光祈于1918年6月开始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7月15日学会会刊《少年中国》亦创刊发行。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下，提倡妇女解放成为学会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光祈在1919年初提出了“新生活”主张，认为要由少数同志组织一种学术、事业和生活的共同集合体，“脱离家庭，过共产式的生活”，以解决生计的艰难，并弥补“缺少精神修养”的缺陷。他认为这种新生活，对妇女问题也不能漠视，如果女性品行纯洁，而且“她得丈夫却合这种小组织的资格，应得一同加入”。③原因是，如果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充满不快的空气”，更不用说妇女对于人生问题，有时可能“还有十分精到的见地”。④因此他也主张召开有男女共同参加的茶话会，讨论人生问题。 　　王光祈主张男女平等，因为他看到，“现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极悲惨的、极不平的”，需要“已经有了觉悟的女子”挺身而出，“要求解放”，从读书开始，“发展社会事业，谋人类幸福”。⑤ 　　对女性在家庭中不平等地位的揭露和批评，是新文化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一个共同思想内容。王光祈从生育的角度说，“生育责任有女子单独负担，男子不能分劳，这是生理上得限制，无可奈何”，但生育却“不是女子的绝对义务”；现在，既然社会上对男女的供给相等，那么男女对于社会应尽的义务，也应该相等。他进而批评传统的男权意识说，“女子怀胎之时，不能努力从事他种工作”，男子于是利用之以“压迫女子”；而“女子因生计上的困难，便从此屈服于男子”，这就导致男子视女子为育儿机器乃至“娱乐玩具”。不仅如此，男子更“出其偷盗所得的金钱，买了若干穷而无告的姬妾”，以供其取乐，“可怜误以生育为义务的女子，遂堕入惨无人道的十八层地狱”。⑥ 　　在答M.R女生的咨问书中，王光祈从女性的反抗精神出发，认为婚姻不自由是女子所受的“极多”痛苦中的一种，也是“极重要的一种”，需要首先通过“革命”予以解决，而现代女子受压迫“已到极点了”，“凡有觉悟的女子，切不可再藏名隐姓、含羞怕辱，不敢出来与黑暗势力奋斗”。⑦可见王光祈不仅主张男女平等，更主张女性主动为寻求自我解放而斗争。 　　王光祈认为，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先使妇女先有职业、先有技能；要有职业技能，便非受过教育不可”，即教育是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首选办法。他举例说，如家庭改组问题，“为女子解放、社会改良最切要的事”，但新家庭的女性，如果没有受到相当教育，“家庭幸福仍是不能圆满，不过是由大家庭改组为小家庭罢了”；如女子贞操问题，在“国故党”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应当表扬，但在“新青年”看来，却是毫不合理、应该攻击的事，对于这两种相反的论调，如果女性没有受过相当教育，亦无法做出有能力的辨别；又如婚姻问题的解决，必须先有男女平等社会交往的机会，而“要有真正纯洁的社交，又非男女均受相当教育不可”；其他如女子参政问题等，更应从教育入手，才能真正解决。⑧ 　　对于如何进行女子教育，王光祈认为“仍需女子自身起来解决”，不能由男子“代庖”，“一则因为男子脑筋中大多数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决无余力顾及女子教育，二则因为男子怕女子受了教育，自己便专制不成了”，因此应首先由有觉悟的女子出来“组织一个女子教育协进会”，以实现如下目的：普及女子国民教育、筹备大学预备学校、大学对女子开放和改革家庭教育。达到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方式：一是发行女子教育周刊、旬刊或半月刊，“专（门）鼓吹上述四个目的”，促进女子内部消息灵通，使主张趋于一致，以便团结实现共同的目的；二是用课余时间筹办女子义务夜校，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是组织女子教育讲演团，在公共场所讲演，或作家庭劝导。王光祈认为只要长期实行这三个方法，“表同情于女子教育运动的渐多”，到那时即可要求大学对女子开放，否则“便给他一个示威运动”。他总结说，“女子解放运动，非有热烈情感、坚强意志”不能成功，受过教育的女子应该强于在大街小巷作“救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