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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阳走向世界我与77级故事 　　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经历过“文革”登峰造极的红卫兵运动、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疏散下放运动后，地处西南山城――贵州贵阳的一批失学已数年的初高中学生，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和政治运动，在狂热的无知和盲从逐渐消退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自发地形成一个个自学的群体和小组。他们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集中在一起学习外语、绘画，讨论哲学、文学、音乐……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欣赏来之不易的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传阅和交流中外文学、哲学、历史等名著；他们还设法看到从省图书馆弄到的以及劫后残存的一些西方美术画册；而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则成了大家抢手的读物；在亲近的朋友之间，还经常流传着各种手抄本读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座不到百万人口的城市，自发地涌现出了诗人、画家、作家、音乐家的圈子，组成了攻读哲学、历史和外语等学习小组。在这些主要以家庭聚会形式开展的学习团体中，诗人哑默的家成了黄翔等诗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在翻砂工刘建一的家庭小院里，则经常能看见贵阳热衷绘画的小学教师尹光中、工人曹琼德、招待所服务员旷扬等人的身影；而在我的家里，每星期都会有农药厂技工陈明飞、工厂材料管理员陈常锦、代课教师杨明生、何光沪、王方矩等聚会在一起学习外语。而在这些不同圈子和小组之间，还时有来往与交流，学外语的朋友与写生的画家一起去郊游；诗人与哲学、历史爱好者，晚上参加同一聚会；来自不同行业的贩夫走卒，与落魄文人、早年留学苏俄的失意知识分子在一起聆听音乐，进行辩论和探讨……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圈子，形成了边远山城贵阳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命运的转机 　　平地一声春雷。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恢复的高考，使我和这些朋友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机。我们这些从事各种工作的工人、知青、教师、职员、无业青年，有的考上了外地大学，有的在当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有的靠自学成材，改革给大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英文学习小组的6位朋友，除了一位因父亲卧病在床未参加高考，其他5位均作为77级考生，分别考入了外地和贵阳的大专院校。我和杨明生则被贵阳师院大专班录取。 　　作为“文革”浩劫后首批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当时有机会接受一些有大家风范的先生的教诲。他们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步入明亮的教室，对我们这一群年龄参差不齐，来自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莘莘学子传道授业。例如，陈楚强先生先后为我们开设了英语、历史、文学、语法等课程。在讲课中，他对古今文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令我等后学如沐春风、大开眼界。记得陈先生在讲解英文语法时，或以西方哲人语录为例，或以中国先贤名言为喻，妙趣横生，使枯燥的语法变得生动易记。直到现在，陈先生在黑板上书写的字字珠玑、隽秀文雅、密而不乱的讲义板书依然历历在目，令我等终身受益。 　　毕业后，我分配在贵阳市第二十五中学当老师。在教书的同时，我一直想通过报考研究生鱼跃龙门。由于得到一些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贵阳朋友的鼓励和影响，我决心报考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研究所，攻读西方哲学史。就在我锲而不舍地朝目标迈进的时候，另外一个机会在向我招手：设在贵阳的中建四局开始向中东国家派遣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的劳务人员，急需翻译。我对是否出国犹豫不决，于是写信给曾“下放”到贵州凯里，后平反到南开大学进行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教授夫妇请教。高先生和夫人张旗老师很快回了信，他们认为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出国机会却不常有，我应该行万里路，翻开世界这本大书，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很快就出国到了伊拉克，开启了30年来飞跃五大洲、四大洋，进行国际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生篇章！当年老师的建议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远赴伊拉克，走向世界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到海外的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人员，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支生力军。我带队的施工队伍，途经泰国首都曼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伊拉克北部重镇达霍克。中国人作为分承包商，参加了达霍克大坝的施工建设。这是一个国际工程项目，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苏丹、保加利亚、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工程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是工程人员的生活营地，基本按国别安营扎寨。中国的营地清一色为男性，上千名工程人员为了赶进度，24小时三班倒，吃苦耐劳的精神令老外佩服不已，早年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完全是靠大家拼命干出来的。我和另一位同样来自贵州、同样是77级贵阳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的朱伟根，分别担任中方总工程师和工程设备总工程师的助理兼翻译，除了承当翻译任务外，还得负责处理与外方的公关关系和行政事务。 　　我和朱伟根同住一室，不仅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更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小朱在校读书时，学英语是一个拼命三郎，工作后依然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他对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