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学”与“思”关系思考.docVIP

儒家关于“学”与“思”关系思考 　　[摘 要]关于“学”与“思”的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先秦儒家开始就对此有过深刻的思考，宋明儒家学者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进一步发展了先秦儒家学者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关于“学”与“思”关系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学；思；宋明儒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理学由于其主体内容为儒学，因此，又称为宋明儒学。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就极为关注“学”与“思”的关系问题，提倡学思并重。宋明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学者关于“学”与“思”关系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深刻见解。 　　一、张载的“学则须疑”思想 　　张载认为，读书穷理，须不断学习，而要提高学习效果，须有“疑”，因为一切学问皆从疑难中求得。他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 《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认为生疑和释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他告诫学生：“不知疑者，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处，是疑也。”[2] 《经学理窟?气质》努力探索的人，必有疑问，而学习就是不断地思考解决疑问的过程：“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3] 《经学理窟?义理》 　　究竟怎样才能“于无疑处有疑”，怎样生疑、释疑呢？张载提出，其主要方法就是认真读书，深入思考。不读书或读书少，知识面狭窄，孤陋寡闻，引不起考校之心，无考校，无比较，就会人云亦云，不会产生疑问。所以他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4] 《经学理窟?义理》因此，读书连可疑处也提不出疑问，那是不曾“学”的表现，他指出：“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须有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5] 《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当然，书读得多不思考也不行，要将学与思相结合：“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6] 《经学理窟?气质》多读书并思考才能排除心中的??虑，只有通过反复精思熟虑，才能彻底理解并记住书中所阐发的道理并付诸实践。他说：“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7] 《经学理窟?义理》如果对于书中所学的道理不加思考，不理解其真谛，就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加以运用，他指出：“诵《诗》虽多，若不心解而行之，虽授之政则不达，使于四方，言语亦不能，如此则虽诵之多奚以为？”[8] 《经学理窟?语录上》这种“心解而行之”的主张，深刻地揭示了思考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二程的“深思玩味”思想 　　二程认为，一个人要想学有所得，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深思玩味。所谓玩味，就是细细咀嚼、认真体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和用心，对所学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程颐说：“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也就是说，读《论语》《孟子》不能不思考，因为它们“涵蓄深刻”，要读懂它们，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必须先熟读，再思考，做到学思结合。在二程看来，学习四书五经的目的就在于求其所以入德，知其何以入圣。为求入德入圣之妙，必须善于思其所学。曾有人问二程：“《大学》在止于至善，敢问何谓至善？”二程回答说：“理义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识可也。”[9] 《河南程氏外书》卷一这里“默识”也是讲的思考的意思，在此，二程明确指出学习四书五经的不二法门就是学思结合。 　　二程进一步指出，如果只学不思，就会越学越糊涂。程颐说：“与学者语，正如扶醉汉，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个卓立中途。”[10] 《伊川语四》这种人在学习中之所以东倒西歪，就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学习浅薄的缘故。在此基础上二程提出“思虑久后，睿自然生”[11] 《伊川语四》的观点。人的知识、智慧的获得，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都是与学习和思考分不开的。他们说：“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初皆溷浊，久自明天快。”[12]《伊川语四》。人的聪明睿智来自思维器官的长期使用，学得越深，思考得越多，人也就越聪明，这种见解是卓越的。 　　三、朱熹的“学当致思”思想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思并重、学思结合的思想，结合自己的读书和教育实践指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致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13]卷十。认为只有通过学习与思考，进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学有所获。朱熹非常强调在学习的过程中把“学”与“思”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如读书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学’，如徒苦思索，不依样子做”[14]卷二。在朱熹看来，“学而不思”或“思而不学”皆有其片面性，都存